清政府外交交涉失败，不得不重新回到法庭上来。于是，苏报案在1903年12月3日开始了第三次公审。会审公廨成立了“额外公堂”，一共审讯了四天。法庭上的辩论异常火爆。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尤其是经过第一次公审后，章太炎和邹容都对西方司法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表现得谨慎稳重了许多。

在第一天的律师辩论环节，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邹容发表激进言论，扰乱人心，犯了“煽动性诽谤罪”。被告律师坚持认为，在新闻出版领域，不仅要有写作行为，而且还必须要有印刷、出版的意图和行为，这样才能构成诽谤罪。

第二天，被告接受律师的讯问。章太炎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自己写给康有为的一封私人信件，信写好后他寄给了康有为，并不知道怎么被印刷出版的。对于在文章中直呼皇帝名字的指控，章太炎引用外国惯例，说称呼统治者私人名字并不违法。律师问章太炎“小丑”两个字怎么解释？章太炎笑而不答。

轮到邹容出场了。邹容说《革命军》是他在日本读书时写的一篇作业，回国时，他把这篇作业留在了东京的中国学生俱乐部里，回到上海后，才在一个报刊亭里看自己作品的印刷本。所以，他也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被印刷出来的。邹容的意思是，有人偷走了自己的学校作业，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私自出版发行了。

所以，按照章太炎和邹容的说法，不论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是《革命军》，都是盗版物，他们两个人都是盗版行为的受害者。

要证明他们有罪，原告律师必须证明他们两个人和出版发行环节有关系。

《革命军》是由上海大同书局印刷发行的。出版反政府的图书，风险很大，大同书局就在出版的时候采取了防范措施，封面和内文都没有写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名字。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每本小册子卖十个铜板。而且，两本书的出版和发行都是在租界内完成的，清朝政府没有办法去调查出版方和印刷厂。况且在苏报案发生后，《革命军》等图书在市场上立刻就消失了，想买一本都非常不容易。原告律师很难证明这两本书的出版发行和他们本人有直接关系。

章太炎、邹容都坚决否认书籍的印刷、出版和自己有关。原告只能指控两位被告写了不恰当的文章。可是，写文章不犯法，写文章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原告律师古柏毕竟是位有经验的大律师，他揪住章太炎称呼皇帝为小丑一事不放，企图在文字上逼他们认错。古柏先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问章太炎：小丑这个词用在中国皇帝身上是恭敬的还是不敬的？

这个问话是古柏精心准备的陷阱。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不敬的用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对皇帝不敬；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个敬辞，古柏马上能找出证据来说这是个贬义词，证明章太炎在说谎。

当时法庭上的人都屏住呼吸，为章太炎捏了一把汗。每个人都在暗自盘算着：这该如何回答？

章太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呼。观审的英国副领事这时候插话了：那不是不敬的吗？章太炎坚持说：既不是尊敬，也不是不敬。总之，不管古柏怎么问，章太炎都回答得很模糊。

轮到邹容的时候，邹容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给《苏报》投稿，不想推翻朝廷。

在第二天的质询环节，章太炎和邹容都没有让原告律师抓住把柄。经过两天的审讯，章太炎、邹容并没有让清政府抓住什么把柄，渐渐占据了优势。

庭审的第三天是证人质询环节。证人出庭，证明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是不是具有煽动性。

被告方找来的证人是工部局的董事李德立。李德立是个外国人，他认为普通人不会把《革命军》这样的小册子当真。因为章太炎和邹容两个人的文章充满情绪，语言离奇荒诞，如果不是被请来做证，他自己没兴趣看完这两本小册子。李德立的证言，显然有利于被告方。

原告律师的对策是，抓住李德立的中文水平不高的缺点，挑选了《革命军》中的几个段落，让李德立解释。李德立老实回答自己解释不了，因为他觉得文章中的典故很多，无法判断整体意思。原告律师就势说，既然你连文章都看不懂，怎么能判断它的影响呢？因此，你的证词不可信。

律师又把《革命军》呈递给了审判官、上海知县汪瑶庭看。汪瑶庭看了刚才李德立阅读的段落，说这些内容没有用典故。相反，汪瑶庭找出几段文字，让李德立阅读。李德立阅读后，说这些文字的内容都是号召杀死满族人、把满族人赶出北京的，他不得不承认《革命军》具有煽动性。

现在，轮到原告方的证人出场了。原告方找来的证人叫西蒙，也是个外国人。西蒙的态度很鲜明，发言也很激烈，他明确说章太炎等人有非常明显的煽动叛乱的意图，必须严惩。西蒙说，章太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印刷出版的事。至少，把这封信寄给康有为就是将其公开。显然，西蒙的证词对清政府非常有利。

因为两个证人都是工部局找来的，而且都是外国人，原告律师表示这样做不合理。因为这个案子说的是对中国人的影响，为什么要请外国人做证呢？同时，苏报案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不是用英语写的，为什么要请并不精通中文的外国人来做证呢？所以，原告律师抗议，说本案讨论的言论是用中文写的，读者是中国公民；中国官员应该比任何一位外国人都更能准确理解中文的含义。所以，他建议找清朝官员来当证人。法庭没有采纳。

法庭庭审过程结束后，控辩双方各有输赢。这就要看法官如何定罪了。清政府方面的做法是，抢先单方面宣判。12月7日，上海知县汪瑶庭按照朝廷的意思，判章太炎、邹容污蔑皇上、诋毁政府，大逆不道，照例应该处决，现在格外开恩，减为永远监禁。会审公廨谳员邓鸣谦把判决送给观审的英国副领事翟理斯。第二天，翟理斯把判决原封不动送还给了邓鸣谦，同时致函给汪瑶庭，声明这是中方的单方面宣判，不合常规。

汪瑶庭针锋相对，回了一道函，说自己是根据条约和会审公廨的规章下的判决，签署的判决是符合条约和规章的。你说事先没有咨询你的意见，请你告诉我，哪个条约或规章规定了我必须要先征求你的意见才能宣判？

翟理斯说不出驳回汪瑶庭判决的依据，因为外国领事本来就没有审判中国人的权力。过了几天，翟理斯再次发函汪瑶庭，重申终审判决太重了，英国方面不认可。他说出了英国方面的底线：章太炎和邹容只能判决三年和两年。翟理斯威胁说，如果案子再拖延下去，租界当局将释放被关押者。

汪瑶庭依然非常强硬，在24日公开宣布将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但他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两个人犯都在巡捕房的手中，英国方面如果不承认汪瑶庭的宣判，这个判决就等于一纸空文，没法执行。于是，苏报案又陷入了僵局。

苏报案拖了大半年了，清朝政府方面慢慢失去了耐心，不希望因为苏报案破坏了中英两国的关系。1904年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与庆亲王奕劻就苏报案会谈，表示判处终身监禁太重了，英国方面不同意。既然英国方面非常坚持，清朝政府决定妥协，表示可以不判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但要求把刑期尽可能延长，至少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但是，英国方面的底线还是不超过三年。双方再次僵持不下。

又过了三个多月，1904年5月17日，上海领事团开会，决定给上海道台下最后通牒，如果在5月21日之前不接受英国方面的判决，租界就释放被关押者。5月20日，会审公廨谳员致函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表示上海知县接受英国方面关于苏报案判决的建议。第二天，判决正式宣布。邹容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二人期满释放，驱逐出境。此时离苏报案案发已过了十个多月。

最后介绍一下苏报案几个关键人物之后的命运。

邹容于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二十一岁。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政府追授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衔。《革命军》在辛亥革命前后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有几十个版本流传于世，价格在偏远地区甚至高达十两一册，热血青年无不以阅读此书为快。

章太炎1906年刑满后，被同志迅速接到日本。在日本，章太炎参加了同盟会，担任过《民报》主笔，之后从政治转向学术，专心学问，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学生，1936年因癌症在苏州逝世。

《苏报》的主笔章士钊躲过了抓捕，之后与同乡黄兴创办了华兴会，筹划反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其间，章士钊转向学术研究，成功游走在政治、教育和学术三者之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章士钊留在大陆，参与政治协商，1973年病逝。

需要一提的是《苏报》的主人陈范。苏报案发后，陈范流亡东京，陷入赤贫，两个小妾改嫁，儿子出走，不知所终，真正是家破人亡。陈范在日本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有交往，但没有投身革命。1904年，陈范回到上海，遭到清政府逮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投奔该县知县、曾经担任过《苏报》主笔的妹夫汪文溥。中华民国成立后，很多人拼命往革命阵营里挤，但是陈范置身事外，绝口不提往事。他晚境凄凉，贫病交加，1913年5月在上海去世，时年五十四岁。

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事件。中国到了近代以后，社会迅速发展，新思潮、新问题不断出现，政府管理面临挑战。但是，很多清朝官员固守旧思维，遇到事情习惯于用旧的条条框框去套，用旧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去理解新情况，寻找新办法。如果把新思想比作洪水，洪水来了，我们知道正确的办法是疏导，让洪水沿着河道沟渠流走。但是，清政府却用旧标准、旧方法建造堤坝，堵塞洪水。清政府想通过镇压来阻挡激进言论，没想到却助推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清政府想通过查封《苏报》报馆来控制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没想到反而推动了各地的反清报刊蓬勃发展。苏报案激励了革命言论。最后，清政府威信扫地，革命党人士气大发。

清政府幻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阻挡新思想的传播，这是典型的“懒政”，典型的不思进取。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苏报案吸引了人们的普遍兴趣。中国政府为此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他们使用一般的热情保卫国家的其他权利，中国也不会沦落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的确，清政府把力量用错了地方，它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顺应形势发展、提升管理水平上，而不是一味地墨守成规，封堵言论。

苏报案在中国法律史上也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给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司法模式带来冲击。苏报案展现了媒体监督、律师控辩、自由言论、禁止刑讯、逻辑分析、重视证据等现代法学精神和程序，让清朝办案者如坠云海。此案的适时发生，终于让守旧的清朝官员，在头破血流、尴尬万分之后有所醒悟，更使西方法律体系踏足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促进了它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