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抓捕了章太炎等六人，随即开展了外交交涉。因为章太炎等六人是被巡捕房抓捕的，被关在租界里，朝廷就指示直接负责的上海道台袁树勋，首要工作是要求租界把六个案犯转交给清政府审讯。但是从一开始，袁树勋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在汇报的电报中，详细说明了自己一开始和洋人交涉的情形。

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抓人，一直以来都非常困难。清朝官吏到租界办案，必须经过外国领事签字同意。而工部局在租界的权力很大，各国领事都要看工部局的脸色行事。如果工部局反对，各国领事就不敢同意。所以，在苏报案上，袁树勋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取得各国驻上海领事的集体同意。

袁树勋和各国领事的谈判，非常不顺利，双方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拍着桌子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外国领事一开始不同意移交犯人。袁树勋也坚持，为什么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政府就不能逮捕中国籍的犯人？在僵持过程中，外国领事说，发生在租界的案子要在租界审理。袁树勋就抓住这一点，以退为进。他说：“好，既然各位领事同意审理苏报案，那么清朝政府就派人到租界里来审理。”各国领事不好反驳自己刚刚说的话，勉勉强强和袁树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租界按清政府要求，逮捕有关人员；第二，封闭《苏报》报馆。

第二天，袁树勋再去找各位领事落实前天的协议。想不到，领事们反悔了，仅仅同意抓人，不同意查封《苏报》报馆。领事们为什么反悔呢？原来，各国领事一开始签字同意查封了，但是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讨论的时候，认为案子还没审就查封报馆，不合适，应该在审讯后再决定是否查封，而且即便是查封，也必须由巡捕房来执行。所以，各国领事向袁树勋表示，要等案子审讯结束了，再决定是否查封报馆。因为查封这件事情，袁树勋又和领事们吵了一架。但是没有用，各国领事就是不让步。

这就是清政府和各国驻上海领事初步交涉的结果。袁树勋在交涉中，为了让租界抓人，做出了让步，同意在租界里审理案犯。袁树勋和各国领事都签字同意了。这样，袁树勋也就完成了上司交代的、迫在眉睫的任务。但是，袁树勋做的这个让步，事先并没有向上司魏光焘报告，更没有和朝廷沟通。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想先完成眼前的任务，但是他的这个让步，却使得之后的交涉更加困难。各国领事和租界工部局，一直把袁树勋签字的这个协议当作挡箭牌，拒绝向清朝政府移交案犯。其他官员就对袁树勋很有意见，朝廷也非常生气。

实事求是地说，袁树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清政府处理苏报案之所以步步受阻，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遇到了强硬的障碍：租界。租界是我们讲述苏报案的一个关键词。那么租界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在苏报案问题上这么强硬呢？

租界是中国近代史的特殊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把通商口岸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给外国人，外国人在上面建造房屋，生活和工作，成立租界。中国拥有名义上的主权，但外国人控制租界的实际运转。

1845年，英国人根据《上海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租界，建造房屋定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租界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设施完善的“国中之国”。租界成立了一个纳税人会议作为立法机构，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工部局，作为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不接受清政府的管辖，名义上接受领事团的领导。但是，领事团要在租界办什么事情，也得和工部局商量着来。工部局有一个下属部门，叫巡捕房，负责维持租界的治安。租界越来越类似一个外国人自治的殖民地，自己选举产生政府机构，有独立的规章制度，自己收税，自我循环，清政府的管辖权不断被削弱。

租界还慢慢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立的态度。上海租界的政治立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中立。租界工部局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不明显倾向任何一方。只要不影响租界的安全，不破坏租界的社会秩序，工部局允许中国国内斗争的各个派别在租界安家落户。只要一个人不在租界里进行刑事犯罪，工部局都对他提供保护。工部局的这种态度，造成了上海租界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也是这种氛围吸引了各地的人才、资本等来到租界，创造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工部局严守中立，保证了租界繁荣。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有为，康有为跑到了上海租界。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总办濮兰德找到康有为，问康有为，你在北京有没有杀过人，有没有参与谋害皇帝，康有为说没有。濮兰德说，那好，我相信你，我保证你在上海租界的生命安全。濮兰德把康有为藏在兵船上。上海道台怀疑康有为藏在船上，要派人上船搜查，遭到濮兰德的坚决反对。

负责苏报案的上海道台袁树勋，之前在抓人问题上就和租界发生过矛盾。当时朝廷命令袁树勋抓捕龚超。龚超是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1900年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跑到上海租界。清朝官员签发了逮捕令，领事团也签字同意了，但是工部局却通知清朝官员，逮捕令不予执行。清政府就派人偷偷把龚超诱出租界，进行逮捕。龚超的一个朋友知道后，向工部局和英国领事求助。英国总领事以尊重已有做法为理由，向上海道台提出抗议，两江总督最后同意把龚超交给租界的会审公廨，会审公廨宣判龚超无罪释放。

那么，会审公廨是什么机构呢？这就要谈下租界的司法秩序问题了。

租界没有独立的司法权。租界成立后，为了解决司法纠纷，中英双方签订了《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清朝政府在租界内设立会审公廨，作为清朝的派出机构行使中方的司法权。清政府派出官员，称为谳员，主持会审公廨的工作。如果案子涉及外国人或者外国利益，外国领事要观审。说是观审，但因为外国领事非常强势，清朝官员不得不妥协退让，所以外国领事事实上拥有审判权。

根据会审章程，中方的谳员可以直接派遣衙役在租界内逮捕中国嫌疑人，不需要工部局的同意。但是，工部局对中方可以直接抓人这一点非常反对，从一开始就借口维持租界秩序，坚持要求逮捕令经过外国领事签字认可后，还需要获得工部局同意，最后才能由巡捕房来执行。久而久之，会审公廨的命令和判决都由工部局负责执行。因此，工部局的巡捕房就在事实上拥有租界的司法执行权。

苏报案发生之前，上海道台袁树勋通过会审公廨的谳员，要在租界张贴告示，禁止抨击朝廷官员的集会演说。上海的领袖领事，也就是各国领事推举的首领，签字同意了，但是工部局不同意。工部局的理由是，租界居民有权利集会演说，内容涉及政治，说明他们在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对政治的关注，并没有妨碍治安，因此张贴那样的告示是不合适的，会让租界居民产生不安全感。最后，袁树勋不得不放弃在租界张贴告示。

其实，苏报案发生前，工部局也注意到了爱国学社的活动，也看到了《苏报》刊登的文章，他们也很担心爱国学社这些人闹出什么事情来。为此，巡捕房多次传讯过吴稚晖、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其中，吴稚晖就被传讯了四次。濮兰德亲自询问了吴稚晖，他最关心的是吴稚晖等人有没有军火，吴稚晖明确回答，没有！濮兰德据此认为，爱国学社等人只是批评政府，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所以没有逾越言论自由的界限。

按照西方人的政治哲学，租界居民天生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除非是辱骂造谣、破坏治安的言论，不然每个人都可以议论敏感政治问题，批评其他任何人。租界成立以来，巡捕房也查办过几家报纸，但那都是宣传色情、恶意污蔑攻击的媒体败类。对于正常的政治类报刊，租界是允许存在的。濮兰德和吴稚晖等人接触后，认为他们是在正常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嘴上说和动手做，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吴稚晖等人没有军火，没有策划推翻清政府的行动，所以濮兰德就觉得不能抓他们。相反，如果有人要抓他们，濮兰德觉得自己还有义务挺身而出，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言论自由，就是在保护租界的宽容与繁荣。

总之，租界之所以对清政府态度强硬，既是因为有西方列强和不平等条约在背后撑腰，也是因为要坚持原则。

章太炎被捕后还能看报纸。他们被关押在工部局巡捕房的楼上，环境还不错，不断有朋友和支持者来看望他们，人来人往的，还挺热闹。巡捕房还给他们提供纸笔，章太炎在监牢中还能写文章发表。7月5日，《新闻报》发表了《论革命党》，嘲讽革命党人。章太炎看到这篇文章后，写下《狱中答新闻报》，继续鼓吹革命。这篇文章被探望的朋友拿了出去。当时，因为租界不同意查封《苏报》报馆，《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还在继续出版发行。章士钊很快看到了章太炎回击新闻报的文章，把它发表在了7月6日的《苏报》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袁树勋拿着《苏报》发表的文章，态度强硬地向各国领事抗议，说你们把犯人抓起来和不抓起来一个样，犯人继续在攻击政府，报纸继续在鼓动造反。这样下去，清政府和租界没法合作下去了。租界工部局不得不让步，同意查封《苏报》馆。《苏报》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7月7日下午，报馆就被租界查封了。至此，案发后，《苏报》一共继续出版了七天。

袁树勋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清政府的难题才刚刚开始。租界还会设置什么样的障碍？袁树勋会如何应对？苏报案又会怎么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