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苏报》和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合作，刊登激进文章，公开号召革命，推翻清政府。报馆的主人陈范在报纸转型之初，也担心过、犹豫过，但他最终选择支持《苏报》转型为革命报纸。那么，《苏报》会不会遇到麻烦呢？
当时，革命观念已经成为思潮，开始深入人心，国内陆续爆发了几次起义，清政府开始重视应对革命问题。就在陈范与爱国学社的作者联络的同时，清朝政府内部已经有人盯上了爱国学社。
这个人叫吕海寰，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和洋人谈判条约。吕海寰到上海后，也到张园逛了逛。他看了爱国学社举办的政治集会，当他看到一个个人轮番跳到台子上去，慷慨激昂地痛骂当朝官员，号召推翻政府，下面还有人鼓掌时，他吓坏了，他觉得，这还了得！这分明是在鼓动造反啊！
吕海寰看不下去了，决定出面镇压。他直接找江苏巡抚恩寿。1903年6月1日，吕海寰给江苏巡抚恩寿写了一封公函，公函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的热心少年，聚集在张园里举办政治活动，名义上是讨论时政新闻，实际上是要造反作乱，请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吕海寰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抓人，要镇压。
吕海寰之所以这么做，和他所处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吕海寰一直待在清朝统治的中心，政治风气保守、社会环境僵化的北京，突然来到社会开化、环境自由的上海，肯定适应不了，看问题很容易上纲上线。从他发出的公函中，我们能看出，吕海寰的身体在近代，脑袋却停留在古代。
还有一种说法，说吕海寰之所以要求抓人，和《苏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苏报》刊登文章，影射吕海寰是通过偷取科举考试的题目才考中的功名，吕海寰很生气。《苏报》案发后，外国的外交官们就认为吕海寰是被《苏报》戳中了痛处，所以找机会报复。
我们已经查不到江苏巡抚恩寿是怎么答复的了。从之后事情的发展来推断，江苏巡抚衙门收到吕海寰的公函后，极有可能拖着没办。江苏地方官员长期在风气领全国之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看见的自由、开化的事情多了去了，已经慢慢变得比较宽容了。他们可能觉得，不就是几个年轻人在骂政府嘛！就让他们骂去吧，只要他们不杀人越货，不聚众造反，和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社会变化这么快，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如果连骂人的小事都要管，哪里管得过来？说不定，恩寿在心底里还觉得吕海寰这个人少见多怪，多管闲事呢！
事情最开始的时候，江苏地方官府其实对发生在上海租界的激进言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想管。但是，吕海寰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清政府内部比较保守和守旧的那一派官员。张园政治集会越来越多，爱国学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知道这些事的保守派官员越来越多，要求查办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保守派的官员还占据多数，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都施加到了江苏本地官员身上。当地官员有点扛不住了，不得不“积极”起来。
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在巨大压力下，报告朝廷，上海《苏报》和爱国学社存在激进言论，申请查禁。第二天，朝廷就给沿海沿江的总督、巡抚发电报，说爱国学社及相关的革命分子“猖獗悖谬，形同叛逆”，“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清政府决定对言论激进派动手了！一张大网开始向上海租界笼罩过来。
两江总督魏光焘也就成了清朝政府派来直接处理苏报案的最高官员。
具体到《苏报》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吕海寰那样的，看不惯激进言论，要求抓人，要求镇压；一种是以江苏地方官员为主代表的，比较宽容。这两种态度贯穿了苏报案发展的始终。魏光焘的态度就是第二种。
魏光焘当时已经六十七岁了，湖南邵阳人，镇压过太平军、西北回民起义，还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积累功劳，最后升迁到了两江总督。经历过几十年的磨炼，魏光焘做事情非常务实，非常平和，不愿意大动干戈。加上自己的年纪已经很大了，魏光焘的内心对镇压激进言论的积极性并不大。
为了应付朝廷，魏光焘派了一个人去上海，专门处理苏报案问题。这个人叫俞明震，是南京陆军师范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俞明震这个人很开明，是清政府内部睁眼看世界比较早、比较深刻的一个官员。在《苏报》问题上，俞明震也是第二种态度。他不仅对镇压激进言论一点儿积极性都没有，甚至还赞同革命党人的一些激进言论，和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爱国学社中的不少学生都是南京陆军师范学堂的学生，章士钊更是俞明震最赏识的学生。此外，俞明震的儿子曾经留学日本，和爱国学社的很多人是好朋友。你说，让俞明震去镇压《苏报》和爱国学社，他怎么可能积极呢？
魏光焘之所以挑中俞明震，恰恰是因为他了解俞明震的政治倾向和人脉关系，在他看来，俞明震到了上海，肯定不会大动干戈。魏光焘和俞明震一样，都希望上海的问题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俞明震的计划是，抓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快快宣判，早日收场。俞明震在展开捉拿行动之前，就把清政府要逮捕激进分子的命令，透露给了爱国学社。
6月29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发出对陈范、章太炎、邹容等逮捕名单上七个人的拘票。
逮捕行动正式开始。《苏报》报馆就在租界巡捕房的附近，巡捕们平时都认识陈范。29日当天，报馆正常经营。巡捕冲进报馆抓人，问陈范在哪里。当时，陈范就在报馆里，大家却都说：“陈馆主出去了。”巡捕们看了看陈范，说：“陈范跑了，那算了。陈梦坡在哪里？”大家都觉得很好笑，陈范不就是陈梦坡吗？但是大家嘴上还是说：“陈梦坡也不在，出去了。”巡捕们又看了看陈范，说：“陈梦坡也不在，那也算了。程吉甫呢？”程吉甫想蒙混过关，也说：“程吉甫也出去了。”这回，巡捕们看着程吉甫说：“你不就是程吉甫吗？”说完，几个巡捕抓住程吉甫，把他带走了。
巡捕为什么放过陈范，逮捕程吉甫呢？因为，他们想先捉拿一个财务人员，发出警报，让其他人有充足的时间闻讯而逃，然后借口被逮捕的人对案件无关紧要，对他从轻发落。这样，俞明震既达到了保护革命党人的目的，又可以向上司交代。这是清朝官场惯用的伎俩，现在被俞明震用在了苏报案上。
程吉甫被抓走后，陈范继续逗留在报馆中，直到当天晚上才跑到爱国学社的宿舍躲了起来。7月3日夜晚，陈范逃亡日本。
29日巡捕到《苏报》馆抓人的时候，陈范就派人到爱国学社通知章太炎。章太炎说：“我们几个正在爱国学社工作，工作没做完，我还不能走。”有人就劝他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章太炎根本听不进去。29日和30日，章太炎都在爱国学社正常工作。30日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好几个巡捕来到爱国学社，章太炎正在账房算账。巡捕向他出示了拘票，要逮捕他，还问学社里有没有拘票上的其他人。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其他人都不在这里，只有一个章太炎，章太炎就是我。”巡捕就抓住了章太炎。章太炎要求回宿舍携带随身物品，没有得到允许。
章太炎就这样在爱国学社被捕。从陈范告知他，到正式被捕，章太炎有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逃跑，但是他不屑于逃走，坐等巡捕上门。随后，报馆职员钱宝仁和不在名单上的陈范的儿子陈仲彝被捕。
章太炎被抓到巡捕房后，写信叫邹容、龙积之投案。邹容在苏报案中的角色比较特殊，他不是爱国学社的成员，1903年初从日本回国，没地方去，就借住在爱国学社。他也不是《苏报》报馆的成员，没有在《苏报》上发表过文章。邹容和《苏报》的关系，只是他的作品《革命军》受到了报纸的大力推荐而已。邹容本人和《苏报》并没有直接关系。
苏报案发生的时候，邹容已经离开了爱国学社，寄住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家里。他离开爱国学社，不是因为事先感受到了什么危险，而是因为个性高调张扬，和爱国学社的学生们关系闹得很僵，没法一起住下去了，就搬了出来。得知《苏报》出了事情后，邹容完全可以藏起来，或者逃跑，但是他选择了在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投案自首。
邹容为什么要自首呢？当时和邹容住在一起的张继后来回忆说，是章太炎写信告诉邹容情况，叫他到巡捕房自首的。邹容收到章太炎的信后，说：“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可见，邹容是出于兄弟情义去自首的。1903年的一天，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张继四个人在四马路九华楼吃早餐的时候，结拜为兄弟。现在大哥章太炎因为《苏报》的事情被抓起来了，而自己多多少少也和《苏报》出事有关，所以邹容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巡捕房投案，不能让大哥章太炎一个人承担责任。
章太炎事后用了四个字来解释自己叫邹容投案的目的：“期与分任。”章太炎说：“《革命军》是邹容写的，我给这本书写了序言，受到牵连。我被捕后，如果没有邹容的证明，那么《革命军》的罪状都要归到我的头上。所以，我以大义相招，邹容也以大义来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章太炎把邹容叫过来，是希望他把有关《革命军》的情况说清楚，减轻对自己的指控。
关于邹容到巡捕房投案的具体情形，当时被关在巡捕房里的章太炎的叙述应该是最准确的。章太炎说，邹容徒步走到巡捕房，说：“我是邹容。”当时邹容虚岁十九，长得比较瘦小。巡捕看了他一眼，说：“你这小屁孩，谁认识你啊，怎么可能写《革命军》？你有病吧，快走开！”说完就要赶他走。邹容不服，说：“我没出版的书，还有成百上千卷呢，一本小册子算什么？你不信，把《革命军》拿来，我讲解给你听。”巡捕见邹容这么坚持，就打开铁栅栏，把他抓了进来。
邹容自首，是苏报案中最感人的情景，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在香港发行的《华字日报》发表文章评论说：“革命就是危险的事情，是要死人的。很多所谓的革命者，天天谈流血，日日言断头，但是流的都是别人的血，断的都是他人的头。这样的人算不上是革命者。邹容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章太炎、邹容两个人其实都有充足的时间逃跑，可是他们却不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租界施行西方的法律。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下，嫌疑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就可以被无罪释放。章太炎觉得自己没有罪，而且觉得邹容来了，既可以证明自己无罪，顺便还可以把邹容的嫌疑给洗刷了。
从苏报案抓捕过程来看，江苏官府办案很宽松，有意网开一面。在上海具体负责的俞明震如此，在南京的两江总督魏光焘也是如此。魏光焘比较开明，不愿意苏报案成为大案，最好爱国学社等人都闻风而逃，《苏报》报馆自动关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情自动就解决了。但是，朝廷对江苏官府的表现是不满意的，对具体负责的俞明震尤其不满意。7月6日，魏光焘接到密电，通报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在日本留学期间，剪去辫子加入革命军，要魏光焘对俞明震“不可不防”。俞明震在巨大压力下，主动离开上海，不再参与苏报案，之后他再也没有做官。
俞明震走后，上海道台袁树勋接手，负责处理苏报案。袁树勋是湖南湘潭人，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是个放牛娃，他从社会最底层上升为高级官僚，走的是从军打仗、立功当官的道路。袁树勋在江西当官的时候，成功处理过教案，声名鹊起，人们都觉得他擅长处理洋务。到了近代，随着上海对外开放，迅速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和洋人的交涉也越来越多。道台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外交涉，他必须擅长和洋人打交道。1901年，朝廷调任袁树勋担任上海道台，看重的就是他和洋人打交道的本事。
至此，人犯归案，官员到位，皇帝状告平民的戏就要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