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展现了媒体监督、律师控辩、自由言论、禁止刑讯、逻辑分析、重视证据等现代法学精神和程序，让清朝办案者如坠云海。此案的适时发生，终于让守旧的清朝官员，在头破血流、尴尬万分之后有所醒悟，更使西方法律体系踏足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促进了它的觉醒。

1903年7月15日上午，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旁听席里早早地挤满了人，既有长袍马褂的中国百姓，又有金发碧眼的外国洋人，还有拿着笔和纸的新闻记者，大家都充满好奇，焦急等待着。

审判开始，法官上场，先是清朝的松江府知府，接着是上海县知县，最后是英国驻上海的副领事。随后，原告和被告律师陆续登场。原告律师是清朝政府聘请的上海滩首屈一指的大律师。因为被告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租界的工部局就替被告聘请了一位一般律师。从架势上看，这个案子是要按照西方的司法程序来审判。但是，其中又有些不同的地方，比如审判台上既有中国官员又有英国领事，法庭里站着清朝衙门的差役和工部局的巡捕。往好了说，这个法庭中西合璧，往差了说，不伦不类。

“带人犯！”本案的案犯被巡捕带了进来，人们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他们。先进来的是四个很普通的中国人，他们穿着中式服装，要么满脸憔悴，要么充满忧虑，和其他案子的犯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第五位犯人进场，只见他三十多岁，红光满面，打扮怪异，长发披肩，穿的衣服有点类似于僧人袈裟，他目光直视前方，步履稳健，大步向法庭走来。旁听席中有人说：“这就是余杭章太炎！”

第六位犯人，也就是最后一位犯人，只有十八九岁，身材瘦小。和其他五位同案犯不同，他剪掉了辫子（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举动），穿着西服，一派留学生的打扮。旁听席中有好几个人都说：“原来他就是写《革命军》的邹容！”

就在六个犯人陆续进场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高高在上的两位清朝主审官坐立不安，紧锁着眉头。他俩对视了好一会儿，心里暗暗叫苦。法庭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官府早上安排了五百名官兵乔装打扮，来到租界，埋伏在六个被告上庭的必经之路，计划劫狱。法庭的公审还没有开始，法庭外的较量早已经上演了。但是，令清朝官员不解的是，为什么劫狱没有成功呢？那五百名官兵都干吗去了？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很多问号。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案子？这六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清朝政府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按照西方司法制度来审判这起案子？

这是一起清朝政府状告《苏报》报社及其作者发表激进言论、煽动造反的案子，史称“苏报案”。要弄清楚苏报案的来龙去脉，得从《苏报》和它的所有人陈范谈起。

陈范是江苏常州人，1860年出生，他的家族在当地是望族，他的父亲和大哥都考中过进士，都是朝廷命官。陈范从小就接受了系统教育，想走父兄那样“读书——考试——当官”的道路。他考中过举人，于1891年出任江西省铅山县知县。当年，陈范只有三十一岁，应该说前途一片光明。他怀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很快就被现实打垮了。1895年，陈范因为和上司不和，被罢官了。

陈范被罢官时才三十五岁，刚好是干一番事业的年纪，总不能闲着。那么，干点什么好呢？重新当官，希望不大，而且陈范的性格也不太适合当官；给别人当幕僚，或者办私塾教书，陈范又有点不甘心。怎么办呢？

幸运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除了官场和学校外，社会还给读书人提供了其他出路。当时，通信技术、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网络的建立，使得新闻出版行业蓬勃发展。新闻出版行业给读书人提供了大把大把的就业机会。你可以当记者、当编辑、当作家，或者宅在家里当自由撰稿人，只要有人愿意买你的稿子就行，如果有钱，你还可以自己办报纸当文化商人。

距离陈范老家常州不远的上海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先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发展很快，给许多体制外的文人提供了谋生手段。很多读书人都到上海去闯荡。陈范在老家待了两三年后，也来到了上海。陈范有点小积蓄，决定搞点文化产业，于是，他开始寻找合适的项目。

机会很快就来了。当时，有一家刚刚创办一两年的小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老板想找个下家接手。这家报纸就是《苏报》。《苏报》是一份日报，1896年在上海租界创刊，创办初期主要刊登八卦新闻，报道社会上的小道消息，销售量一般。

陈范考察了报馆的情况后，决定买下《苏报》，自己当馆主，类似于现在的报社社长，他拉来妹夫汪文溥当主笔，类似于现在的总编辑。陈范又叫来儿子陈仲彝、女儿陈撷芬当记者兼编辑，一家人就这么开始了《苏报》的“二次创业”之路。当时上海滩的不少报纸都是小本经营，像《苏报》这样父子老少齐上阵的“合家欢”场景，并不少见。

那么，他们一家人经营得怎么样呢？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惨淡。

创业之前，陈范把未来想象得很好，真正当老板后，他发现现实太残酷了，根本不是自己原来想的那样。上海的报纸很多，竞争很激烈，陈范没有办报纸的经验，更不懂得经营，《苏报》在他接手后情况很糟糕。根据日后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苏报》的销量在一千份左右。当时报纸发行量至少要三千份才能保本。也就是说，《苏报》出版发行一天，陈范就赔一天的钱。

怎么办？陈范总结经验教训，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作者。从事过新闻出版行业的人都有切身感受，作者资源很重要。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稿子；有什么样的稿子，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所以，作者资源是新闻出版行业的核心资源，报纸质量的竞争，就是作者资源的竞争。而陈范恰恰没有好的作者资源。

于是，陈范开始留意作者资源，从1902年开始频繁地进出当时上海滩著名的社交场所张园。

张园是上海租界的一个私家庄园，主人姓张，所以俗称“张园”。这个园子的特点，第一是大，占地六十多亩，是当时上海滩最大的私家庄园。第二是设施先进，里面有当时上海最高建筑“安垲第”，可以召开一千人以上的大会，又有电灯、照相、电影、气球等新事物，经常承办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展览大会等活动。第三个特点，也是更重要的特点是，张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来者不拒。老百姓的婚丧嫁娶放到张园办，霍元甲和外国大力士打擂台，也放在张园举行。很快，张园成了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空间，人气很高。

陈范发现张园里有很多作者资源。园子里经常举办政治集会，什么拒俄大会、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都在园子里举办活动。其中，爱国学社是一个革命团体，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陈范本身具有改革思想，对清政府不满，所以在思想上很赞同爱国学社的宣传。于是，他找到了爱国学社谈合作，爱国学社也需要有一个宣传阵地，双方一拍即合，爱国学社的成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张继等人轮流给《苏报》写稿子，报馆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钱。

爱国学社中有一个才二十二岁的湖南小伙子，叫章士钊，他之前在南京陆军师范学堂读书。章士钊人很聪明，书读得很好，学堂的负责人俞明震非常欣赏他。1903年，章士钊不满官府的腐败保守，参加了学校的罢课，后来干脆带着罢课同学到上海集体加入了爱国学社。陈范非常喜欢章士钊，大胆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也就是总编辑。

经过这么一番改造，《苏报》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迅速从一份政治倾向并不突出的报纸，转变为鼓吹革命的激进报纸。新主笔章士钊的政治态度非常激进，他上任不久，《苏报》就在6月7日、8日连载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国处于革命的风浪之中，当权者胡作非为，把很多人推到革命阵营中去了。

陈范看到章士钊发表的文章后很紧张，他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年纪比章士钊大很多，又当过官，知道在中国办事，保持“政治正确”是非常必要的。安全第一，没有安全，根本谈不上报纸的经营和发展。所以第二天，陈范就来到报馆，提醒章士钊发表的言论不要太过激，过激就不好了。章士钊不想让陈范担风险，所以等陈范走后，就开始写辞职信了。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陈范又回到了报馆，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对章士钊说：“小章啊，你不要有所顾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这让章士钊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陈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有人说，陈范本来就有变革思想，仔细思考了革命党人的思想后，觉得很有道理，开始倾向革命了；也有人研究得出结论，说陈范被报社的职员钱宝仁给骗了，以为发表激进言论不会有危险。总之，陈范一开始对《苏报》的转型是不太赞成的，但是经过短暂的犹豫后，他开始支持章士钊的做法。

于是，《苏报》越来越激进，开始公开号召革命，影响力与日俱增。其中最激进的，一是推荐和摘录了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是大力推荐和摘录邹容写的《革命军》，这两部作品成为苏报案的导火索。那么，这是两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当时爆发了革命与君主立宪之争，这场思想争论对中国人起到了类似思想启蒙的作用。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表文章，反对革命，提倡君主立宪。爱国学社的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的观点，就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是资深革命党人，1869年出生，经历很丰富。他先是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遭到清朝政府通缉，后逃到台湾避难，又留学日本，政治倾向从维新变法转向反清革命。

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所以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章太炎就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主张用革命来移风易俗，让老百姓在革命过程中提高政治素质。

康有为认为革命就是暴力，会对社会造成破坏，中国社会承受不了大的破坏。章太炎认为，革命是要流血的，但君主立宪更要流血，君主立宪成功的西方国家，哪个不是通过内战实现的君主立宪？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敏感的，也是日后苏报案争论的焦点，是直接批评光绪皇帝的内容。康有为说光绪皇帝是千古明君，章太炎却说“载小丑，不辨菽麦”，批评光绪皇帝能力很差。章太炎认为，从本质上说，光绪皇帝和所有独裁君主一样，满脑子都是皇权，不要对独裁者抱有希望，幻想通过独裁者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与富强是不现实的。最后，章太炎说革命是人类进化的潮流，是世界的公理，他号召革命，建立“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这样激进的文章，《苏报》发表了，而邹容的《革命军》，更加激进。

邹容，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巴县。他从小鄙视八股功名，性格非常高傲。1902年，邹容留学日本后接触西方的民主自由，迅速倾向革命。邹容常常公开大骂清政府，是公认的革命分子。

邹容写的《革命军》只有两万多字，通篇就只有一个目的：鼓吹革命。邹容毫不避讳地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并且高呼“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

在书中，邹容揭露了清朝政府对汉族人的压迫，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奴隶”，痛骂清朝历代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大骂慈禧是“卖淫妇”。骂完政府后，邹容开始疾呼革命。他认为革命是社会进化的公理，是世界的潮流，革命则中国生，保守则中国亡，中国要自由、富强、独立，只有革命这一条路。

《革命军》的语言非常通俗，具备初级文字水平的读者都能读懂，而且非常具有感召力。上海租界的大同书局在1903年6月出版发行了《革命军》，出版后迅速畅销。《革命军》的正版图书，加上各种各样的盗版、翻印版，发行超过了百万册。当时中国识字看书的人不多，上百万册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销量了。就是放在现在，一本图书能够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也称得上是超级畅销书了！在《革命军》畅销的同时，《苏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为其呐喊助威。

那么，面对《苏报》如此激进的言论，清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