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为了顺利报销积压多年的军费，派崔尊彝、潘英章两位官员到北京疏通关系。两人通过太常寺卿周瑞清等中间人，与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谈好，用八万两银子换取云南报销事项的通过，云南方面预付了五万两银子。就在报销即将完结的时候，御史陈启泰突然上奏，弹劾周瑞清包揽报销事项，接受贿赂。陈御史还列明了周瑞清经手银票的票号名称。可见，这次弹劾是有备而来。

现在问题就来了！御史陈启泰为什么要捅破云南报销的黑幕呢？我们知道，清朝地方政府找京城部院办事送礼行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单单户部的办事书吏，每年接受的贿赂估计就超过三百万两白银。云南报销事件，只是众多行贿受贿事件中的一个。而且，他们谈好的八万两银子，放在整个大环境中来看，金额并不算特别巨大。御史为什么单单揪住这一笔交易不放呢？

御史弹劾是一个政治行为。晚清时期，如果一个政治行为看似奇怪，有悖常理，我们就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政治行为来看待，而要从更宏观的政治格局、权力斗争的层面来看。陈启泰揭发云南报销丑闻，就和当时的朝廷权力格局有关，涉及复杂的党争问题。

御史陈启泰揭发云南报销事件，目标不是崔尊彝、潘英章，也不是孙家穆，更不是表面弹劾的周瑞清，他有更大的目标。云南报销事项已经通过了户部的审计，上奏皇帝了，那么，户部的尚书，是不是有失察的责任？而且，孙家穆一个人是完成不了报销流程的，必须得有其他官吏配合。那么，配合孙家穆一起徇私枉法的还有哪些官员？这些人从中收取了多少贿赂？位居户部权力顶端的户部尚书，是不是也参与了这起徇私枉法的交易？

那么，当时的户部尚书是哪位呢？

清朝的六部，均有满汉尚书各一名。云南报销案发生的时候，户部满族尚书是景廉。景廉出身满洲正黄旗，当时是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户部尚书。汉族尚书阎敬铭还没有到任，案发时由王文韶代理户部尚书。王文韶是浙江杭州人，咸丰进士，当时是军机大臣，同时以户部左侍郎的名义代理尚书。

陈启泰瞄准的目标是景廉和王文韶，重点是王文韶。陈启泰所在的御史群体，早就跟王文韶过不去了，他们双方的恩怨，要从军机处的人员结构说起。

同治年间到光绪早期的军机处都相对稳定。恭亲王奕以皇叔之尊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内一人独大，没有其他大臣可以挑战他的权势，就连慈禧太后也要忌惮奕几分，所以军机处的领导权是稳固的。问题就出在下面的军机大臣的内斗上。排名奕之后的两位军机大臣文祥、宝都是满族人。再接下去的两位军机大臣是汉族人：沈桂芬，江苏吴江人；李鸿藻，直隶高阳人。两人一南一北，其中李鸿藻与文祥较为亲近，沈桂芬与宝关系莫逆，这直接导致奕之下的军机处分裂为南北两派，两者展开了党争。

党争是清朝的一大顽疾。清朝刚入关不久，就爆发了陈名夏“南党案”，接着又有著名的索额图和明珠党争。党争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源在官员们抱团争权夺势。党争的表现也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党同伐异，对人不对事，凡是对立派系支持的事情，我们就反对；凡是对立派系反对的事情我们就支持。党争还常常表现出地域特征，特定区域的官员形成固定的派系。比如，沈桂芬是江苏人，他聚拢江浙和南方省份的官员，形成了南党；而李鸿藻是直隶人，他就聚集了河北和中原省份的官员，形成了北党。

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藻丁忧回籍守孝。军机处大臣出现了空缺，沈桂芬保举王文韶入值军机处。当时王文韶只是湖南巡抚，而且只担任过这一个省的巡抚，资历非常浅，按道理轮不到他进军机处，但因为他是浙江人，又是沈桂芬的门生，所以得到了沈桂芬的强力推荐，得以进入军机处。这样一来，南党的实力大涨。

李鸿藻虽然暂时离开了军机处，可影响力还在。当时，朝廷中翰林院和都察院中有大批科举出身的文官，常常上书言事，议论时政，敢于说话，他们被称为“清流党”。清流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北方人，比如著名的“清流二张”，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这些清流党人和李鸿藻交往密切，他们站在北党一边攻击沈桂芬和南党。

光绪六年（1880年），沈桂芬病逝。王文韶勉为其难，顶上了南党首领的位置。同年，李鸿藻守孝期满，返回军机处。南北两党的势力天平又开始左右摇摆。清流党瞄准王文韶，要把他拉下马来。云南报销案，可以把丑闻、黑幕和王文韶联系起来，于是就成了党争的工具。这就是云南报销案深层次的背景。

话说御史陈启泰的奏折递了上去，当时的光绪皇帝还是个小孩子，真正的决策人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后，下令由刑部的两位尚书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回奏”。应该说，慈禧的处理方法是一种常规方法。既然御史弹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事项，那就派刑部调查。那慈禧知不知道奏折背后暗含的意思呢？她很可能是知道的，但是装作不知道，既然陈启泰没有点破，慈禧也就就事论事。慈禧权力争斗几十年，很熟悉官僚集团党同伐异的伎俩，她很可能不愿意戳破那层窗户纸。

刑部两位尚书接到命令后，传讯了周瑞清，又拘传了北京天顺祥银号的掌柜王敬臣、乾盛亨银号的掌柜阎时灿，以及两个银号的相关伙计。

周瑞清对指控矢口否认。王、阎两位掌柜承认，从光绪七年（1881年）秋天到光绪八年春天，两家银号的确收到从云南省汇兑来的大量银两。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崔大人、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潘大人，陆续拿着票据到店铺取用。这些都是事实。那么，这些银子都做什么用了呢？王敬臣等人都坚持说，银号只提供银子的汇兑服务，对于银子的用途一概不问，这是他们银号的职业守则。谁拿着票据来，他们就给谁银子，从来不问，也不方便问客人拿银子做什么用。

刑部尚书麟书、潘祖荫两人回奏说，云南报销案案情重大，经审问涉案的两家银号，得知云南永昌知府潘英章和云南粮道崔尊彝确实汇兑过银两，但做何使用不太清楚。潘、崔二人均已离京，要知道报销事件的详情只能把二人找回来，问个清楚。

慈禧接到奏折后下令，要求云南和安徽地方政府立即命令崔尊彝、潘英章迅速返京，到刑部听候质询。同时，鉴于周瑞清涉案，免去他军机章京的差使，并命令他配合调查。军机处处理军国大事，保密性要求很高，周瑞清涉案，也的确不适合继续留在军机处当差了。

因为崔尊彝、潘英章两人迟迟没有音讯，案子拖延了下去。就在这时，彗星出于东南。在古代，异常的天象往往和政治清明与否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政治清明就会风调雨顺、天象正常；如果政治阴暗，上天就会通过一些大自然的异常现象，向当政者发出警告，比如地震、海啸，等等。彗星出于东南，被认为是朝廷用人有失，天降灾异示警。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是正常的天文现象，但在云南报销案中，却大大推动了案情的发展。

彗星出现后，朝廷下旨，要求官员们积极进言，参劾违法违规的官员。八月二十四日，江西道御史洪良品，呈上了一道折子，重新挑起了云南报销案的战火。洪良品说，云南报销案，户部索贿八万两，尚书景廉、王文韶“受贿巨万”。他将矛头直指景廉、王文韶，说两人身为朝廷重臣，却甘心受贿，请求朝廷依法处置，将两人罢官。在奏折中，洪良品自动为景廉开脱，说他一向不熟悉业务，但是王文韶腐败受贿的名声早就流传开来，应该严肃处理。就这样，洪良品巧妙地把彗星出于东南这个异常的天象，套在了王文韶的头上。

由于洪良品的奏折指名道姓，弹劾了军机处的两位大臣，慈禧不得不高调处理。她下令，加派亲王奕誴和工部尚书翁同，传洪良品详细询问，然后回奏。

亲王奕誴是道光帝的第五子，奕的兄长，是道光皇帝健在诸子中年纪最大的，也是最年长的皇叔。工部尚书翁同是咸丰朝的状元，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老师，两代帝师。他们两位的身份都很显赫。应该说，慈禧太后非常重视洪良品的奏折。

翁同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留下来的《翁同日记》详细记载了云南报销案之后的发展情况，为我们留下了生动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翁同日记的记载，八月二十六日，奕誴、翁同传讯了洪良品。洪良品先从怀里掏出已经写好的说帖，交给翁同。翁同看了，内容基本上是对奏折的重复，很空泛。而弹劾军机大臣受贿腐败，是很严重的指控，必须得有真凭实据。

翁同就问洪良品：“洪大人，你有何凭证？”

洪良品回答：“御史风闻其事，我听到了相关的传闻，不敢不奏。”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可以听到什么就上奏什么，不需要拿到真凭实据后才能弹劾官员，这就是御史等言官和刑部等司法官员的区别。如果御史上奏都要证据齐全，那么他们监察官员、预防犯罪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洪良品的说法也有道理。

翁同继续问：“大臣受贿，必有过付之人、交纳之地。你弹劾军机大臣受贿，那么钱财是谁转交的，在哪交付的？”

洪良品说：“这些事情，当事人知道就可以了，怎么可能会让第三者知道呢？更何况我是御史，他们更怕御史知道。”洪良品也说不出行贿受贿的时间、地点。

翁同就问：“你说外面传言很多，那么究竟是何人所传，你能指证几个人吗？”

洪良品回答：“社会上万口同声，都说王文韶受贿。我无从指证到底是谁所说。”

翁同与奕誴最后问：“除此之外，你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

洪良品回答：“没有。”

奕和翁同两个人就写了奏折，连同洪良品的说帖，一起进呈上去。随后，宫中传来圣旨，说景廉、王文韶是否参与云南报销丑闻，有没有接受关说或者贿赂，还要等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对质。现在，此案还是由麟书、潘祖荫两个人负责详细审讯。这样，就等于把洪良品的弹劾给高高挂起了。

清流党很不满意，陈启泰、洪良品对王文韶发起的两次攻击都被最高层挡了回来，王文韶还是稳稳地坐在位置上。清流党人决心对王文韶发起一次正面的、猛烈的攻击。

这一次出场的是第三位清流党人，邓承修。邓承修是广东归善人，虽然籍贯上属于南方人，但是他和沈桂芬、王文韶等江浙官员结成的南党并非一派，反而与北党关系密切。邓承修胆子大、敢说话，在清流党中有“铁汉”的绰号。如今，清流党人攻势受阻，该党内的干将要出马上阵了！

九月一日，邓承修上了一道奏折，言辞激烈，直指王文韶名声败坏，推举王文韶进入军机处是前任军机大臣沈桂芬的一大失误。邓承修还指出，王文韶被弹劾后，没有被解除职务，导致负责审理云南报销案的麟书、潘祖荫等人投鼠忌器，难免不瞻前顾后，有意包庇。而且，具体负责的官员们声气相通，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得不说，邓承修的这道奏折相当凶猛，来势汹汹。但是也许是情绪太激动了，反而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首先是王文韶以退为进，主动上奏，请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很快，宫中就传出圣旨慰留。同时，作为对邓承修奏折的回应，圣旨命令亲王奕誴、翁同等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会同麟书、潘祖荫一起查办。这等于是给云南报销案增加了两名负责官员，增强了办案力量。清流党人的第三波攻击，也同样被挡了回来。

可见，王文韶在朝廷的根基，不是清流党人的一两道奏折能够动摇得了的，要想扳倒他，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王文韶的确参与了报销丑闻。那么，清流党人能找到这样的证据吗？这桩被当作党争工具利用的云南报销案，又将如何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