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春天，这座城市和平解放了，陆军医院几乎原封不动地变成了解放军的医院。解放军进驻警察局，成立了军管会，由于地下党前期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思想工作，厉建带着林雨飞和一些骨干刑警主动留了下来，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的治安和稳定。军管会成立了刑侦组，厉建任组长。

这几天刑侦组接二连三地接到报案，夜里在公园发生强奸案。根据受害人描述，罪犯三十多岁，方脸，长相凶悍，中等身材，健壮，穿着解放军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牵着一条狼狗。因为作案手法相同，警察怀疑罪犯是同一个人，但这个罪犯每次作案都有所准备，除了暴露了相貌，没有遗留任何其他痕迹。这几起案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解放军刚进城竟然发生这种事情，人们开始恐慌，议论纷纷，社会上谣言四起，给解放军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当时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媒体也趁机大肆报道了这一系列案件。厉建接手这个案子时压力很大，如果真是解放军战士作案，即便抓住罪犯社会舆论也难以平息，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如果是罪犯冒充解放军作案，则牵扯到政治事件，会对进一步打击残余反动势力有利。军管会要求刑侦组尽快破案，无论罪犯是什么人都要给社会一个真实的交代。厉建看到罪犯的画像感觉十分面熟，这种感觉让他更多地倾向于有人冒充解放军，因为他与解放军打交道很少，他认识和见过的人几乎都是原来国民党政府的人，或者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坐在办公室里把自己认识的人一个个在脑子里梳理一遍，好像有几个能对得上号，但都不大可能，有的死了，有的跑了，有的去了台湾地区。他也想到了藏豪，觉得藏豪与罪犯的特征很相像，如果再加上一副络腮胡就更像了，可是他不相信藏豪会干这种事，在他印象中藏豪是个聪明机智的人，有技术有知识，不会实施这种愚蠢、胆大妄为的犯罪。厉建决定在市内几个主要公园的周围加强监视和布控，力争直接抓住罪犯，他相信这个恶魔会继续作案。可是，三天过去了，罪犯没有任何动静，罪犯仿佛知道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躲了起来。厉建不得不把监控的人撤了回来，结果，当天夜里又发生了一起强奸未遂的案件。厉建感觉很恼火，这家伙好像有意与他作对，在与他斗智。恶魔的新闻铺天盖地，传遍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闹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到了夜里，居民甚至都不敢出门。媒体的描述越来越夸张和离奇，把这个身穿解放军军装的罪犯描写成恶魔一般，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凶狠手辣，藏在黑暗的地方出其不意把下班女工抱住，把毛巾塞进她嘴里，用麻袋套住她头部，然后，一只手把她夹在腰间一口气跑出几里地，飞一般地跑到河边的树林里。城里的居民加强了戒备，天色一黑如临大敌，女人们都关好窗门待在家里，女工夜里出行也都有男工陪伴。厉建分析认为这个罪犯应该是本市居民，不是流窜犯，他也在观察城里形势的变化。这件案子成了厉建加入共产党政府后第一宗令他头痛的案件。罪犯是什么人呢？怎么会如此胆大猖狂？他觉得不太像刑事案，倒很像政治阴谋。军管会的首长也认同他的看法，认为可能是反对势力在搞破坏，嘱咐他要尽快破案，维护社会的安定。

此时，躲在太平间里的恶魔藏豪正在策划着下一次行动。他的目的没有厉建分析的那么复杂，他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和意图，他只是干着他要干的事情，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恶魔。看到报纸上铺天盖地渲染着他干过的罪行，他不但没感到紧张和恐惧，反而感觉刺激和兴奋。他觉得这是一场他与警察、与社会斗智斗勇的游戏，他要继续玩下去。自从精神病院抢劫鲍梅失败后，藏豪就完全绝望了，他放弃了对生活的希望和追求，他黑暗的心理再次发生扭曲，他把自己的所有不幸和不公都归罪于社会，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曾经从恶魔变回人，现在又从人变回到恶魔，他开始报复社会，报复女人。这种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带给他一种心理刺激和满足，能够让他忘记过去屡次失败和挫折所带给他的失落和恼怒。他内心的犯罪欲望在无限膨胀，他自认为可以成为一个高智商的野兽，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恶魔。他轻视警察的破案能力，认为他的智商远远高于警察，他可以把这种强奸的罪行作为一种游戏与警察比试高低。藏豪已经走向犯罪的深渊，他心里清楚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但他无法克制自己犯罪的欲望，既然已经做了他索性一干到底。藏豪观察了几个晚上，发现市内居民戒备森严，公园内外布控严密，已无从下手，于是决定选择火车南站作为作案的地点，挑选没有任何防备的外地女人下手。火车站大多是外地人，不了解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事，缺少警觉性。

南站地处闹市区，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每天客流量很大，站前广场人潮涌动，秩序混乱。这天夜里，藏豪没有牵狼狗，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火车南站。到了火车站附近，他拿出一个写着“执勤”两个字的红袖标带在自己的左臂上。他骑着自行车沿着站前广场转了两圈，寻找着合适的猎物。广场苏军纪念碑下的台阶上坐着个中年妇女，引起他的注意。他暗中观察了十几分钟，发现这个女人只身一人，他暗自高兴，决定对她下手。藏豪推着自行车来到这位妇女的面前，故作严肃地对女人说：“喂，你是什么人，这么晚了还坐在广场？”

女人正在打盹，被藏豪惊醒，抬头一看是个执勤的解放军，面色慌张地说：“我的火车晚点了三个多小时，我坐在这里候车，我要乘火车回家。”

“有证件吗？”

“没有。”

“你到省城干什么来了？”

“找我丈夫，他也是个当兵的，我昨天来了才知道，解放军进来了，他们部队撤退了，所以我没见到他。”

“原来你是个国民党士兵的家属，怪不得我看你不像好人，像个特务，跟我到警察局去一趟。”他伸手拉住女人的衣服把她拽起来。

女人胆怯地说：“老总，我是个农民，不是特务。”女人三十岁左右，眉眼既不清秀也不漂亮，面孔红润，目光清澈，显露着纯朴老实的目光。她的头上戴着一条白色的头巾，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一条花色棉布长裤有几块补丁。“老总，我确实是农民，你看我的火车票。”她从怀里掏出火车票递给藏豪。

藏豪接过火车票一看，是当晚去三俞县的，火车确实已经晚点了。他把火车票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推着自行车说：“跟在我后面，到警察局去！”藏豪骑着自行车走了，女人站在原地犹豫着，她不想跟他走，可是火车票拿走了，她不得不跟他走。

女人焦急地跟在藏豪后面喊道：“老总，你别走哇！你别拿我的火车票呀！你把火车票还给我！”

藏豪回头喊道：“我不会要你的火车票，到了警察局审查结束后我会还给你的。”

藏豪不紧不慢地向市体育场的方向骑去，女人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老总，你慢点儿骑呀，我跑不动了！”

“跑不动你就别要火车票了！”藏豪仍然没有减速，回过头对女人厉声威胁道。

女人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说：“没有火车票我怎么回家呢！我没有钱再买火车票了，你千万要还给我火车票啊。”

藏豪用手指着前方的一大片树林说：“警察局就在树林里，你要想要火车票就跟我进去。”

漆黑的树林里似乎可以看到一点灯光，那是体育场守夜人的灯光。藏豪下车推着自行车顺着树林中的人行道往里走，女人望着寂静幽暗的树林觉得很奇怪，市中心的闹市区怎么突然出现这么一大片森林？她心里十分恐惧，不敢再向前挪步。“走哇！你还想不想要火车票了？想不想回家了？”藏豪回头威胁道，接着说：“前面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女人看看藏豪的军装，又看看他胳膊上带的袖标，回头看看不远处灯火辉煌的站前广场，她相信他真是在执行公务，放心地跟在他后面走进树林。

“我丈夫虽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可是他从来没打过解放军。他说过他知道解放军是穷人的军队，我们家就是穷人，他不会跟解放军打仗。”那个妇女边走边自言自语嘟哝着。藏豪走在前面没有说话，心里暗中乐了，这回他可抓到一个愚蠢的猎物了。女人跟在他后面浑然不知灾难即将来临，不停地哀求说：“老总，你就把火车票还给我，放我走吧，我真的是穷苦人哪！”

“好哇，既然你是穷苦人，那我就把火车票还给你。”藏豪站在树林中一棵很粗的松树旁，等她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火车票，递给她，“给你！”

“谢谢老总！”女人毫无防备，高兴地走过来取火车票。没等她的手碰到火车票，藏豪一把将她搂住，把她的两只手扭到背后，将毛巾塞到她嘴里。女人连一声救命都没喊出来就被撂倒在草丛中，被藏豪强行压在身下。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看着她，她无比的惊恐、痛苦、愤怒和无奈。此时女人才明白，她碰到了一个恶魔，遭遇了不幸。可是，她喊不出来，也无法反抗。她不敢激怒这个恶魔，怕他会杀害她。她无助地望着星空，放弃了反抗，任凭他蹂躏。

他满足了，得意了，他像一头吃饱肚子的野兽，甚至不愿再多看自己的猎物一眼，从地上爬起来提上裤子，骑着自行车跑了。他一口气骑出去一里多地，此时，远处响起女人的呼叫声，“救命啊！救命啊！”他突然意识到女人的火车票还在自己的口袋里，他犹豫了一下，想把火车票送回去，可是，后面断续传来的警笛声迫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怎么警察这么快就来了？他摘下袖标，骑着自行车惊慌地逃掉了。

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