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这本是一个关于谋反的不算太大的案子，却被演变成了议礼派利用嘉靖皇帝报复护礼派的曲折离奇的党争大案，本案历经知州、按察使、巡按、都察院及三法司会审，九卿廷审，最后嘉靖皇帝通过改组三法司才得以结案……
太原指挥使被同乡揭露真实身份
嘉靖皇帝刚继位不久，宫中太监崔文突然在他面前跪下尖声奏道：“启禀皇上，西北有加急奏章呈上，说是西北今年大旱，很多地方粮食颗粒无收。那里到处都是饥民，要饭的人像蝗虫一样遍地都是，西北的大臣们担心会出事，怕弄不好灾民会造反，请皇上定夺。”嘉靖皇帝听后呆住了，心里像一团乱麻，一时间理不出头绪来，皱着眉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作为刚即位的皇上，除了儒家经典，年轻的嘉靖对于军事、社会治安、朝廷的礼仪、国家的政治制度、农耕生产，什么都不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叫他立刻拿出个好主意来，真有点难为他。
崔文一见嘉靖皇帝表情发呆，就讨好献媚地说：“皇上，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嘉靖皇帝正需要身边人的建议，就随口说道：“你讲吧。”
崔文试探地说：“皇上，这西北大旱，乃是玉皇大帝在惩罚人间呢。解决的办法只有在乾清宫等地设立道场，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样天灾才会平息。”
“好吧，那你就找个道士来做道场吧。”嘉靖皇帝在湖广安陆州时，父亲兴献王也经常带他去道院祈祷，他从小就很相信道教，现在听了崔文的话，马上表示赞同。
“谢皇上。”崔文见自己的意见被皇上采纳了，心里非常得意。他离开皇宫后，很快就给嘉靖皇帝找了个道士，名叫邵元节。
邵元节只生得仙风道骨，嘉靖皇帝一看就很信任。邵元节说：“元朝末年，太祖皇帝起兵抗元，当时很多道徒都曾参与，这些道徒在军中传授武功，为我大明江山出了不少力。太祖皇帝听说武当山道士张三丰武功高超，曾下诏派遣三山道士去武当山向张三丰学习真功。永乐初年，太宗皇帝听说张三丰仍在武当山，派朝廷命官，带上皇上的亲笔诏书和钱物礼品，前往寻访，未见张三丰踪影。太宗皇帝随即下诏，在武当山重建道观。建成后，赐名‘太和太岳山’，并设立官方机构协助守护。自此，武当山道观才名扬四海。”
嘉靖皇帝说：“祖宗如此看中道教，可见道教非常重要。朕决定继承祖宗的遗愿，在宫中斋醮，仙道可愿做道场?”
邵元节听后，兴冲冲地说：“贫道遵旨。”
很快，邵元节就在乾清宫等地设立道场，昼夜斋醮。每次祈祷时，嘉靖皇帝都要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样，嘉靖每天和道士们在皇宫里祷祭，紫禁城成了一个最大的道院。
明朝的皇帝们就是这样的荒唐、荒淫、怠政，以致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激烈，民众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十分沉重，广大的贫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成化二十年(1480年)九月，山西巡抚叶淇在奏疏中说：“山西连年灾荒，平阳府(今临汾)逃亡5.87万余户。其中霍邑(今霍县)、猗氏(今临猗)两县，男女饥死6700余口，蒲(今属永济)，解(今属运城市)等州，临晋(今属临猗)等县，饿殍盈途，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或者抛弃子女而逃者。”饥寒交迫的广大贫苦农民，为了活命，只好离乡背井，逃往异乡。但也有部分人为了死里求生，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与统治者展开斗争。成化年间的财政本已非常困难，朱佑樘即位不久，又逐渐走上了其父走过的荒怠老路，因而弘治朝的国计民生问题也随之日趋严重。由于弘治皇帝朱佑樘的侈靡逸乐，怠于政事，同时也由于内外官员的腐败贪残，因而弘治时期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家财政困难，库藏空虚；赋役繁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佑樘不愿放弃奢靡的生活享受，不愿疏远神仙佛老，权贵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要使金银珠玉堆积如山。既然如此，解决财政问题，就只好加紧搜刮了。于是，赋重役繁，民穷财尽……在接下来的正德朝，16年间就发生了30多次具有规模的人民起义，平均每年两次。起义遍及8个省区，即山东、北直隶、江西、广东、广西、湖广、四川和山西。
总之，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这几朝都是民生凋敝，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大规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
山西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李福达就出生生活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他的祖父叔伯们表面都以传播白莲教为业，实际是在联络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朝廷，他的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算是宗教世家。李福达从小饱受祖父熏陶，他承继了家族衣钵，学习了不少宗教理论和技能，也开始收纳教徒。
白莲教自元末明初开始活跃起来。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元末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明朝的赵全、徐鸿儒，也都是白莲教徒。白莲教的势力逐渐遍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几乎影响近半个中国。大小教主经常以传教为名组织地下活动，鼓动百姓起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意词。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
“如今贪官污吏横行，只知鱼肉百姓，芸芸众生沦入万劫不复之地，幸而明王降世，欲济天下苍生，我们当杀死贪官，打开官仓，救济垂死的众生！”
“横竖都是个死，我们反了吧！”弘治二年(1489年)春，山西连年灾害，饥民蜂起，年轻的李福达和叔父李钺看到到饿殍千里，家中生计艰难，非常仇恨腐败的明朝朝廷，他们追随白莲教教主王良密谋反明。他们以传教为名，召集教徒500余人攻打崞县县衙抢粮，结果包括王良、李福达在内的120多人不幸被捕。按照明朝的法律，利用邪教聚众谋逆，首犯应当被绞死，从犯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王良等54人被押解至京师处死，李福达、李钺等人则被押赴山丹卫(今甘肃山丹县)充军。
不久，李福达、李钺瞅住机会，逃回了老家，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李福达改名叫李午。但不幸的是，过了半年多，李福达、李钺又被人举报捉住，再次流放到更远的山海卫（今河北秦皇岛东北）。李福达、李钺不甘心服刑，再次成功逃脱。吸取上一次的教训，这次他们没敢逃回家乡，而是逃到了陕西洛川。
为了谋生，李福达和叔父李钺只得重操旧业。李福达自称弥勒佛转世，在洛川传教招徒。李福达自诩“有天分”，将掌管天下宗教，一时也笼络了不少百姓。当时，以农民、流民和小手工业者为基础的民间宗教，反映出激烈的社会抗争意识和人民对苦难的叹息、不满。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明清以来的农民战争，民间宗教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毫不畏惧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查禁与血腥镇压，勇敢地担负着吸引、凝聚、指导下层民众向理想王国不断前进的职能，其对中国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之儒释道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午和李钺宣扬的弥勒救世思想与弥勒教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弥勒救世思想信仰某个净土的存在，以“往生”净土——弥勒所在的兜率天——为修行宗旨。它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弥勒由凡人修行成菩萨果，“上至兜率陀天”。二是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世，于龙华树下得成佛果，三行法会，救度世人。弥勒救世思想在西晋末年传入中国，首先得到了社会上层的信奉，修造了大量的石雕弥勒佛像，与释迦、观世音的造像数目相伯仲。在被中国上层社会接受的同时，弥勒救世思想也逐渐世俗化、民间化，与中国道教教义发生融合，形成了三佛应劫救世的思想观念。所谓三佛应劫救世观念，简单地说，就是指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在不同的时期应世而出，救度尘世间遭受苦难的芸芸众生。其中弥勒佛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改天换地，救度群氓，以回归彼岸为宗旨。而“劫”指的便是中国道教中的青阳劫、红阳劫和白阳劫三劫。无论是弥勒救世思想自身两个层次的内容，还是与中国道教教义融合后产生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这两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都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普通百姓处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向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这种迫切要求在现实生活中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很难实现，于是他们就寄希望于有一位像弥勒佛那样能救度他们山苦海的人物出现，即使生前不能达成愿望，也希望死后能升入极乐世界。在底层社会，弥勒救世思想启迪了群众追求美好世界的意识，看到弥勒救世思想能吸引众多的信徒，在当时的老百姓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正德七年(1512年)，李福达门下已经有弥勒教信徒数千人，他们聚众起义，杀伤贪官污吏，席卷鄜州、洛川等地，声势浩大，甚至曾一度攻下战略要地潼关。这一年，洛川黄章乡珊瑚村人邵进禄(民间称“邵蝎子”)，笃信李午传播的弥勒教，聚集教徒，成为首领。十月，邵进禄、李福达等举兵起义，攻破洛川城。知县田济携印逃匿，妻、子都被杀死。邵进禄挥师黄龙山，占据白水、澄城县，四处打击明军和贪官污吏，潼关卫指挥张潜、关健、百户王珍率军镇压，反被杀死。见洛川事业已定，李福达将其委托给邵进禄、李钺管理，自己则回到山西老家传教，发展势力。其后不久，后兵备使者张榆率部镇压，邵进禄、李钺及党羽何蛮汉等被捕杀，并供认李午是主谋。李福达在山西得知消息，藏匿于山西徐沟县，为了避免被官府查出身份，改姓更名为张寅。
李福达从洛川回山西时，带了不少金银珠宝，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就向官吏行贿弄了个假户口。
凑巧，徐沟县里知名人士张钺的儿子张宾喜欢结交各方人士，李福达就向其送礼示好，张宾也不问底细，就将张寅归入自家户口，还将其编入张氏家谱。几年后，张钺、张宾先后病死，张寅就继承了张家的家产。
在当时，对于官府来说，由于不知道李福达的去向，也就捉拿不到李福达，众兵搜寻不见，也就罢了。
等到通缉自己的形势放松之后，李福达就挟带了财物赶到京师。为了长远的安全考虑，李福达决定交结权贵，为自己寻求护身符。他很清楚，如果能在上流社会找到一个靠山，就再也不怕被人追查。活动能力极强的张寅开始寻找自己的靠山。
很快，李福达找到了一个目标：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武定侯郭勋！
郭勋（？－1542）是为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郭氏家族，从郭英起，子孙三代与皇室联姻，本是权势显赫的勋臣国戚。郭勋于正德三年(1508年)承袭武定侯爵位，进封翊国公。郭勋历任提督三千营、两广总督、京师左军都督掌团营，主管四郊兴建之事，被授予太保兼太子太傅之衔，并经常代表嘉靖帝行祭祀天地、祖宗之事。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郭勋编撰《英烈传》为其先祖郭英射死陈友谅之功造势，影响了嘉靖帝，争得了使郭英与徐达、常遇春等六王并列配享朱元璋太庙的殊荣，他自己也被“进翊国公加太师”。至郭勋进国公、加太师时，郭氏家族地位和权势达到了顶峰，成为权倾朝野，威福莫比的世家贵族。
一次，张寅扮成个算命先生，被郭勋的家人邀入府中为郭勋算命。张寅趁机表演了他的家传绝招“黄白术”，赢得了当时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武定侯郭勋的垂青。李福达当场把把不值钱的铜、铁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这让郭勋和在场的家人大开眼界。其实，这种“黄白术”就是道家炼丹术的一种，只需在普通的铜、铁上洒上药物，用火锻烧即可，造出来的“黄金”、“白银”也只是中看不中用，而郭勋却把这种炼丹术当成了神通广大的烧炼术。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炼丹家们企图转变铜、铅、锡、汞为黄金、白银的尝试，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但他们最终制取到了一系列黄色和银白色的金属，他们称之为“药金”、“药银”(当然，药金、药银并非都是合金，有些则是一些化合物的粉末)。遗憾的是那些变炼方法历来属于绝密，仅师徒间以口诀相传，对外则称，那些没有神仙风骨的人都无缘得到这种传授的。李福达出身于宗教世家，他早已经掌握了黄白术。
当时，郭勋知道嘉靖好神仙，正在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正想借方术之士媚上固宠，现在知道张寅精通炼丹术、烧炼术，喜不自胜。于是就引为座上宾，往来频繁，准备将张寅推荐给嘉靖皇帝邀宠。
张寅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郭勋，他就成了郭勋的岳父。在郭勋的帮助下，张寅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都加入了京师的匠籍。
借着郭勋的声势，张寅还认识了不少宫中的太监，彼此以兄弟相称。赶到朝廷开例时，张寅通过宫中的太监缴纳栗粮，得到了一个“太原卫指挥使”的官职。
这样，经过几番努力，李福达从一个以传教为名的农民起义领导人打入到了上层社会。
嘉靖二年(1523年)，李福达的一个从小相熟的代州老乡薛良来到太原。薛良本是一个无赖流氓，他在家乡听说李福达犯罪脱逃，官府一直抓不着他，他如果不是躲避在远方，就一定是死到别处了。薛良这次是到太原探望一个亲戚，一次，偶然在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武官，坐在马上，喝道而来，背后跟随四五个随从，那马上的武官衣冠体面，气概轩昂，好不威风。
薛良闪在道旁，让武官和随从们先过去，马到跟前时，他猛然一看，那不是自己从小相识的老乡李福达么？不由大吃一惊。又想李福达怎么会混到这种地步?
这时，他听到李福达与一人正在讲话，细听声音，果然是李福达。但他又不敢相信，心中暗想，这人可能与李福达或者面目相像，声音相仿。
“前面骑马的，是什么官员?”等到李福达一行人远去了，薛良走到一家铺面上，拱手问道。
“他是太原卫指挥张老爷，名唤一个寅字。”店家回道。
薛良心中暗想，或者是李福达畏罪改名张寅，在此做官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明天去探望他，不怕他不好好相待，买我不开口，说不定还要发一笔大财哩。
打定主意后，次日起来，吃了早饭，薛良直奔李福达衙内，向门卫拱拱手道：“你老爷在家么?”
“在家。”门卫回道。
“烦你通报一声，说有故人要见。”薛良便道。
“你不必问，一会儿你主人见了我，你就知道了。”门卫问他姓名，薛良道。
门卫疑虑重重地进去禀过了李福达。
“请他进来！”李福达听说故人来访，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就连忙吩咐道。“故人别来无恙！”一见来人是薛良，李福达陡然变色，假作笑容，下阶拱手道。
“听说故人在这里做官，特来相访。”薛良也作揖回道。
于是，李福达就邀请薛良书房叙话。
“你以前不是犯了事么，如何又到太原做官，好不荣耀啊！”薛良见左右无人，就问道。
“以前的事你不要再提起，你因何晓得我在这里?”福达摇手道。
“昨天在路上看见你，因随从人多，不好相叫，今天特来问候。只是我流落此地，盘缠已经用尽，想请您资助资助，未知愿意不？”薛良问道。
“这没问题！只是您既然来了，也须担搁几日，待我端正盘费，送兄回府如何？”李福达见自己的底细薛良识破，心中别有打算。
薛良还认为是李福达的好意，连声称谢。随即李福达吩咐备下夜饭，两人相对而饮，非常要好。
吃过饭，李福达便吩咐家人道：“将我这位老乡的铺盖安置在书房。”两人又谈了一会儿，各自回房了。
李福达回房后暗自思忖道：“我的踪迹，并无人晓得。今日被这个无赖识破，倘若他将我的前事告诉别人知道，还还了得么！不如先下手为强，将他杀死，就绝了后患了。”暗暗打算一番，李福达便叫来两个心腹家人，悄悄嘱咐道：“今日来的这人，与我有宿世冤仇。我留他住在书房，原要害他性命。现在给你快刀一把，今夜三更时候结果了他，把尸首抛在荒野地面。做得干净，先赏你二十两银子，日后还有抬举你处。你们肯去不肯去?”
两人欣然应允道：“老爷请自管安睡。小的们别的做不来，只此些些小事，包管做得万妥万当便了。”
李福达大喜。两人欣然出去，准备半夜行事。
再说薛良，吃了夜饭，坐了半晌，关上书房门，正要上铺去睡，忽然一阵腹痛起来。便走出书房想找一僻静地大便。当天夜晚月色微明，他见一边有路可通，就穿过去。看看走到马坊所在，是一块空地，便想在地上解手。隐隐听见隔墙有一人说话：“住在书房这人，老爷为何要杀他?”
另一人道：“你不听见老爷说与他有仇么！”
薛良一听，惊得魂飞天外，连大便也不敢拉了。他心中暗想：“想不到这个贼寇，如此心狠。如果再迟延，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还是赶紧逃命为上。”于是就轻轻走过马坊，见是一带泥墙，便从低处跳出。幸喜下面已是大路，拔步便跑。
薛良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正好碰到太原府知府赴宴回来，薛良跑得收脚不住，直冲了知府的道路，被差役拿住，喝问道：“你是何人？敢冲撞知府大人的轿子？”
薛良正寻思要揭发李福达，苦无门径。现在看见是太原府正堂的灯笼，连忙连声喊冤。
知府喝道：“你有何冤事，黑夜叫喊?”
薛良道：“小人是被难逃出来的，有天大的事首告。不敢当着众人明言，求太爷带小人到私衙密禀。”
知府就吩咐带薛良回衙。一进衙门，便把薛良唤进私宅，问他有什么事要告。
薛良禀道：“小的本是代州人，与妖贼李福达是同乡。以前听说他逃亡到了别处，昨天撞见太原卫指挥张寅，细细一认，却正是李福达。小的因去探望，李福达嘱咐小的不要说破，留小的过夜。小的道他好意，哪知竟要杀我灭口。小的偶尔腹痛，走到外边出恭。听见隔墙有谋害杀死我的议论，便越墙逃出。特来上告！”
知府道：“这指挥张寅，果是李福达改名的么?你不要撒谎！”
薛良道：“小的如果认得不真，怎敢谎告！”
知府一想：这李福达是个叛逆重犯，现在各处严缉，未见捉获，现在改名易姓，逃在此地为官，既然有人检举，一定不会是假的，看来必须速速将他抓获才好。于是，就带了知府，连夜去禀告专门管官员的都院。都院闻知，便传令中军，带领标兵，协同知府、知县捉拿李福达。
再说李福达的两个家人，三更左右进入书房，却找不见薛良。忙禀报李福达。李福达知道薛良逃走了，大惊失色，心上惴惴不安，不能安眠。忽然听到外边有人马嘶叫喧嚷的声音，又听到敲门的声音非常急切。便叫家人开门，只见都院的标兵和府县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一拥而入。
后面走进两位官员，一见李福达，喝声：“拿下！”
李福达辩解道：“我无罪！为什么捉拿我？”
知府道：“你是李福达！现有薛良检举，还有什么辨解的！”
李福达见事情败露，只好俯首就缚。
知府就将李福达在太原的家属都锁押起来，查盘资产，封锁门户。一面着地方看守，一面带了人犯，同众官回衙审究。
在审讯中，薛良与福达当面对质，薛良说得凿凿有据。薛良自称是李福达的老乡，他指控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就是正德七年在陕西洛川谋逆劫掠的头领李午，而李午就是在代州崞县传播邪教的李福达。他还找来了李福达的两个旧相识——李景全、韩良相做证人。李福达见难以掩饰，只得承认。
太原都院、知府、知县见李福达招服，也不动刑，将他监禁在狱中，禀复上司，请旨定夺。然后立即移文京师，捉拿李福达的三个儿子。
当时太原人都风传：“如今这世道，有了钱，强盗也做得官了！”
这时正在京师郭勋家中炼金银丹药的李福达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听说父亲李福达被捕，忙聚到一起商议对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只好求郭勋出面说情。
三人一同求见郭勋，长跪不起，涕泪交流。
郭勋见三个兄弟跪在地上，当即答应帮助他们说情。
案子当时转到了山西按察使徐文华手里。徐文华详细盘问，还着令召来李福达的亲家杜文柱、同族李俊来辨认。两个证人均认定这个张寅就是李福达，李福达本人却又突然矢口否认，对指控他在陕西洛川谋逆等罪名一概不承认，坚持说自己就是山西徐沟县乡绅“张寅”，根本不知道什么邪教教主“李福达”。
徐文华毫不理会李福达的辩解，采信了证人所言，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就此定案，并将案件审理情况报告给了布政使李璋和巡按御史张英。
李璋、张英见此案证据确凿，审理程序严密，没有提出异议，打算按报结案。
正在此时，徐文华被提拔进了中央，做了大理寺右少卿。而顶替他的山西按察使李钰甫为显示新官上任之力度，决定联手山西巡抚毕昭重新审理此案。
就在这种情况下，郭勋寄书山西巡抚毕昭，教他超释李福达。毕昭是一个非常会奉承权势的人，见郭勋有书来托，反要将薛良问成诬告之罪。
在提审时，李福达仍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薛良等人诬告，还拿出徐沟县同戈镇的《张氏宗谱》作证，上面明明写着自己的名字。而且，当初薛良来举报李福达时，却称李福达身上文有龙虎形状。而现场经过认真查看，张寅身上并没有所谓的文身。
就这样经过查勘论证，最后认定张寅是被薛良诬告。应判决“张寅”无罪释放，薛良因诬告他人，流放边境。
只是，案子还没执行，毕昭就退休了。此案又悬而未决，搁置下来。
案子审审停停，拖了三年。嘉靖五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禄上任。马禄立心正直，不要钱财，不肯阿附权贵。未到任时，他就听说巡抚毕昭对张寅案不肯执法，久久不能结案。马禄心疑，决定重新审理这个经年积案，定要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
武定侯书信讲情受牵连
马禄一向严谨务实，他在反复翻阅案件卷宗的基础上，深入李福达曾经呆过的地方，微服私访。他先前往山西徐沟县，到乡绅、给事中常泰那里咨询，常泰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
接着，马禄又前往鄜州，走访了谳狱郎中刘仕。刘仕是老鄜州人，对乡情掌故知之甚详，他也认定张寅、李福达为一人。
马禄还派人到陕西洛川调查取证，访问当地乡民。同时，他又派人赴鄜州、洛川寻找认识李福达的老人，请他们到庭审大堂听张寅的口音，进行辨别。
接着，马禄又命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反复讯问，使李福达在公堂对簿时再不能翻供。
经过一番努力，所有审案记录、证词、口供等案卷汇集马禄处，马禄验之无疑，所有的证据证言都指明：这个“张寅”就是洛川的“李午”，也就是崞县的“李福达”。
案情已定，准备上奏将李福达正法时，忽然有一天，巡捕官禀称：“武定侯郭勋差人前来下书。”
当时衙门规矩，一应封口书函，不许投进，武定侯投来书信，必定是有嘱托，想徇私舞弊。
武定侯郭勋的来信被要求当堂呈递，差官走到马禄案前将书信呈上。
马禄拆开书信一看，郭勋书信的内容大致是：本人与张寅是至亲好友，此案是有人嫉妒张寅富贵而前往官府诬告。祈望马禄能明断是非，手下留情。随信寄来的还有贵重的礼品和拜贴。
马禄看后，呵呵大笑道：“好一个国戚大臣，为大盗说情，难道王法都不不要了！”
郭勋派来的差官自恃是侯府家人，说：“马大人！王法固然重要，只怕私情也是要要的。”
马禄大怒道：“你是何等贱人，敢开此口！”喝令左右拿下重打。
差官连忙道：“只怕打不得。”
马禄喝道：“先打了再讲!”
左右一声吆喝，拖下差官便打，打过二十板之后，差官忍受不住疼痛，哀哀求饶道：“小官自知冒犯大人，求您看在我家侯爷面上饶了我吧！”
马禄道：“看你主人面上，再打二十！”一共打了四十大板，这才吩咐将差官放出。差官受了刑罚，失尽尊严，抱头鼠窜而去。
马禄不但对于郭勋的请托置之不理，依然判“张寅谋反，妻子连坐。”还禀奏了山西巡抚江潮。江潮的性格也很秉直，对于郭勋的所为也很不齿。
江潮和马禄一致认为，对李福达应处以死刑，对郭勋也应进行惩戒。于是两人联名上奏朝庭，并附上了郭勋给马禄的密信。奏章上写着：
“李福达曾经召集教徒数千人，杀人很多，虽然隐性埋名、销声匿迹，还是暴露了。他的相貌并没有多大改变，就是将他处死，尚有余辜。武定侯郭勋私下结交叛党，还无从顾忌地替李福达开脱罪责。纵使郭勋不知道李福达过去反叛的历史，而他私叛逆，不知避讳，还是应该给予惩罚警戒。”
嘉靖接到江潮和马禄的案件奏报，就将奏章交给负责纠察官员的都察院处理。
都察院的御使们接了谕旨，不敢怠慢，尽快调阅了有关卷宗与档案，核对相关物证，提审证人，又认真核对了郭勋的笔迹。审查的结果与马禄所奏的结果一样，就上奏皇帝，马禄对李福达的判决适当，同意判决。
嘉靖当即批示：李福达及儿子处斩，妻女配给功臣为奴，财产由官府没收。
这时，李福达一案似乎已经是铁案如山，任由郭勋有通天手段也难以翻案了。
对于郭勋，嘉靖对他的做法也感到很生气，就召见郭勋并当面斥责了他，并声色俱厉地要求郭勋向都察院说明自己结交李福达的缘由，否则就以通敌罪严惩。
郭勋惊恐万分，立即上疏报告自己认识李福达的经过，请求嘉靖开恩，并替李福达说好话，开脱罪责。
其实，当时郭勋是嘉靖朝权倾一时的重臣。这是因为，嘉靖皇帝是弟继兄位，不是父子相承，嘉靖皇帝初即帝位时，要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加以皇帝皇后的尊号，群臣听后都不同意，只有郭勋、桂萼、张璁等人支持嘉靖皇帝的主张，与群臣为敌。嘉靖五年(1526年)秋冬之际，护法派大员杨廷和、蒋冕、毛纪等早相继离朝，九卿及中下层朝官经过左顺门的大规模廷杖和随之的逮治、流配，也变得噤若寒蝉。而郭勋、桂萼、张璁等三人则从此平步青云，深受嘉靖宠信，权倾一时。
嘉靖想起郭勋的拥立和侍卫之劳，加上李福达在审讯中也替郭勋开脱罪责，也就不再追究他了。
郭勋缓过了一口气，紧接着便开始积极地私下运作，准备为岳父张寅翻案。因为只有推翻此案，才能恢复嘉靖对自己的信任。郭勋为了彻底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点，又唆使李福达的儿子李大义到刑部去击鼓鸣冤，递交诉状，请求为父雪冤。
这样，案子又回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和原审判官高世魁都知道郭勋是李大义的幕后指使，便将李大义的状纸搁置一边不问。
郭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李大仁说：“如果这招不能救出你父亲，你就先逃吧。免得被他们抓住白白送死。”
这些话传出之后，大臣们都非常生气：作为朝廷的重臣，郭勋不但与罪犯来往，还为谋逆国家的重犯亲属出谋划策，这无疑是通敌判国。于是，纷纷上奏弹劾郭勋。
有的道：“福达杀人如麻，潜踪匿形。今罪行暴露，就是被处以极刑，尚有余辜。武定侯曲替他开脱，也应该法办。”
有的道：“郭勋暗通逆贼，明受贿赂。李福达就是处死伏法了，也不能轻赦郭勋。”
其后参劾郭勋的，一本凶似一本，竟说他党护叛逆，心怀叵测，要给他边坐上谋反的罪名，非灭族不可蔽辜。
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程辂、常泰、刘琦、郑自璧、赵廷瑞、沈汉、秦祐、张逵、陈皋谟，御史程启充、卢琼、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王献，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等纷纷上疏，弹劾郭勋，请求将他连坐治罪。
常泰、聂贤等上言称郭勋应以知情故纵论罪，依法律当连坐治罪。
生命攸关之际，郭勋不得不反复上疏替自己开脱，说自己是由于支持议礼而触犯众怒的。嘉靖对郭勋的说法深信不疑，对谏官群起而攻郭勋之事似乎也恍然大悟，于是，就命令锦衣卫官取李福达供词及人证，移交至锦衣卫镇抚司等候会审。
这时，谏官们都感觉到了嘉靖的犹豫反复，情急之下，一个个更是激切上疏，弹劾郭勋，陈说李福达的罪名，要求依律惩处。
嘉靖帝接二连三接到群臣弹劾郭勋的奏疏，也下旨严厉斥责了郭勋，警告他要奉公守法，不要亵赎了自己的勋爵。
官员们见皇帝只是切责，而没有把郭勋移交给司法机关，认为是嘉靖有意偏袒，更加频繁地上疏，言辞也更加犀利。甚至有人还指出郭勋的其他罪行，如郭勋曾侵吞军饷数万两白银，私自占用军匠等，这些弹劾奏疏如雪片般飞来，从四月份以来到年底，几乎日日不断，可以说对于郭勋的攻击铺天盖地。郭勋成了众矢之的，到了无可退步的境地，他不得不一次次上疏辩解。
为自保郭勋决定借刀杀人
眼见大火已经烧到自己身上来了，郭勋如坐针毡。他一边连连上疏为自己解释开脱，一边去寻求嘉靖的心腹宠臣、议礼派的同党张璁、桂萼二人商量对策。那么，张璁、桂萼二人如何得宠于嘉靖皇帝? 郭勋又是如何和他们结为同党的呢？
原来，他们都是支持嘉靖皇帝为他的父亲兴献王上皇帝尊号的议礼派功臣。“大议礼之争”是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明武宗因荒淫无度、纵欲过度而死，没有留下子嗣，也未留下遗嘱，临终时告诉身边太监，由太后与朝臣商议酌定立嗣之事。于是，明武宗死后皇位继承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封建社会的礼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即。明武宗没有儿子，他又是明孝宗的独生子，所以只能在皇室的近枝中加以挑选。明孝宗朱佑樘有个弟弟，叫朱佑杬，封爵兴献王，可以说是皇室近枝。但明武宗死的时候，这个兴献王也已经死了，所以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嘉靖皇帝)就成了与明武宗血缘最近的皇室成员。
经慈寿皇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朝臣商议，立15岁的朱厚熜为新皇帝，也就是明世宗，年号嘉靖。嘉靖在做皇帝前，一直居住在湖北兴献王的封地。当朝廷决定让他做皇帝后，就派大臣去迎接他。在嘉靖从湖北进入北京时，与朝臣们在欢迎仪式的规格上发生了争执。
在封建社会，皇帝家族的传承脉络必须特别清晰，嘉靖皇帝既然做了皇帝，就得要求他和前面的皇帝具有直系亲人关系，于是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群臣认为朱厚熜应该首先过继给已故的明孝宗做儿子，然后再继承皇位。因此他们便要在北京城外搞一个“皇子过继和太子受封”的仪式。然后让朱厚熜以太子身份走东安门入宫。但朱厚熜认为诏书上写的是让自己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
朱厚熜为人特别孝顺、认死理，他认为自己就是兴献王的儿子，不是弘治皇帝的儿子，怎么也不肯变通。一想到杨廷和等君臣的意见，嘉靖心里就像倒了五味瓶似的，他把眼睛痴痴地望向了窗外，一瞬间竟然想起了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父亲以前对他的培养真是煞费苦心，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写字，教他忠孝礼节，可谓用心良苦。嘉靖皇帝想到自己稍长，父亲就亲自为自己讲解《孝经》。可如今自己长大了，当了皇帝，反倒不能认父亲为皇考，只能自认是孝宗的儿子，这多对不起父亲兴献王。
在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坚决反对下，张太后和杨廷和等权臣们让步了：只好让他先继位再说。于是，朱厚熜从大明门入宫，随即登基做了皇帝。紧接着，嘉靖皇帝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这两件事可以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
由于皇统的问题事先没有事先讲明，导致朱厚熜即位后朝廷里面争论不休。论辈分，朱厚熜与武宗为堂兄弟，如按继承皇位的要求，他应尊重皇家传统，称自己生父兴献王为叔父，而尊武宗之父明孝宗为父。从嘉靖皇帝主观来讲，他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过继给弘治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人继大统，却希望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而杨廷和等群臣认为，嘉靖既然已过继给弘治，就该称弘治为“皇考”，兴献王只能称为“皇叔父”，不可加尊号。在祭告生父时，还要署名称“侄儿”。在封建礼法问题上，众大臣表现得空前团结，反对的奏章压得嘉靖喘不过气来。
就在嘉靖坚持不住快要让步的时候，一个叫张璁的人站了出来，帮了嘉靖皇帝一个忙。
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北京是一个绿荫满眼的季节。十六岁的嘉靖皇帝正坐在乾清宫中发呆，他想着如何对付那些护礼派群臣。作为藩王入主皇位的嘉靖皇帝，他从偏僻的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来到北京的皇宫中，初来乍到，立足未稳、根基不牢，很多人都在冷眼观看，甚至还有一些皇族的人不服气，时刻在寻找机会想要取而代之。嘉靖决定拿先朝宠臣开刀，这样，既可以除掉那些反对派，又可以腾出位子让自己的人来继任，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这时，嘉靖随手拿起一份奏章读了起来，当他看到落笔的名字叫张璁时，心里很不高兴。自己叫朱厚熜，这个张璁名字里竟有一字发音和自己相同，他还是从小读圣贤书经过科考的人呢，竟然不知避自己的讳，他这个人是怎么学孔圣人的？实在太不合格了。嘉靖皇帝心里有些生气，但不料往下看，他却越看越高兴，越看越欢喜，这个叫张璁的人在他的奏章里竟提出皇帝应该继统不继嗣，尊重亲生父母，真是太合自己的心意了。他为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萝峰，嘉靖皇帝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举人，先后七次赴京会试，也没有及第。后来，在家乡加倍努力地治学，贯通古今，特别精通“三礼”。张璁性格耿直，争强好胜，凡事不随便附和，常与士大夫评论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终于考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
当初，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武宗遗诏，策立了嘉靖皇帝。嘉靖继位之前，杨廷和摄政四十余日，威风到了极点。他指示礼部尚书毛澄，规定让嘉靖继嗣为孝宗之子，礼仪上效仿汉朝的定陶王和宋朝的濮王，不能过分追崇亲生父母，凡有异此议的人都属于奸邪，可处以斩罪。
在这种情况下，张璁敢于第一个站出来上疏反对杨廷和，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张璁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儿子，他们分别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养宫中为嗣子，他们的身份是明确的，今武宗没有儿子而驾崩，大臣遵祖训迎立嘉靖，武宗的遗诏中只称立兴献王的长子，遗诏并没有要嘉靖过继给父亲孝宗为子的意思。张璁陈述了这些事实后，提出了议礼的主张，当今皇帝以伦序当立的身份入继大统，与汉宋继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为藩王的父亲为皇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璁还从礼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师法汉哀帝和宋英宗的错误。第一，《礼》中有明文规定，长子不得过继给他人为子。而嘉靖皇帝恰恰是兴献王的独生长子，如果做了孝宗的儿子，就违反了礼法而自绝其宗。其二，嘉靖皇帝生母尚在，如按杨廷和、毛澄的主张，则嘉靖皇帝只能称其母为皇叔母，亲生母子关系就要变成君臣关系，这样又违反了儿子不能把父母当臣子的礼义。于是张璁建议，在京师建立兴献王之庙，迎养嘉靖的生母，以保全尊亲养母的大孝。嘉靖皇帝本意要追尊父母，无奈被杨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议牵制，所以一看到张璁的奏疏，分外高兴。
继而桂萼也上了一本，与张璁的说法相同。嘉靖皇帝见支持自己的臣子越来越多，更加高兴了。
桂萼，字子实，号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东乡东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嘉靖初年，桂萼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他的职责清闲，却非常关心国事和政局的变化。当他通过自己的兄长翰林修撰桂华获知朝中关于大礼议的斗争后，就非常赞成张璁的主张。
不久，张璁被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排挤到南京，桂萼、张璁在仕途上都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两人在南京每天商讨研究对付杨廷和集团的斗争策略。
嘉靖皇帝决定采纳张璁、桂萼的意见，重议大礼。
随后，朝臣们就分为了两派：一派以张璁、桂萼为首，支持给嘉靖的父亲兴献王和母亲加尊号，叫议礼派；另一派以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群臣反对为兴献王加尊号，叫护礼派。
于是明廷上下便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史称“大议礼”的激烈争论。由于嘉靖皇帝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评杨廷和的议礼方案，嘉靖皇帝又不断降敕诘责杨廷和，朝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附从杨廷和。
见赞成张璁、桂萼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嘉靖皇帝决定召张、桂入京。
反对派内阁蒋冕、毛纪为了阻挡张、桂来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提出在兴王尊号上略作让步，称嘉靖皇帝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但仍把孝宗和昭圣太后当成继父母，并请求下敕谕停召张璁和桂萼。
桂萼、张璁在凤阳途中接到诏书，桂萼再一次上疏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在尊号中去“本生”两字，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
既至京师，桂萼又与张璁联名上疏，指出两考论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是要剥夺嘉靖皇帝尊奉亲生父母的神圣权利。
张璁、桂萼初到京师，杨廷和等护礼派的势力还很强大，二人的处境非常孤立危险。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种等勾结，阴谋捕杀桂萼和张璁。
嘉靖皇帝通过东厂和锦衣卫侦察得到了这个阴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同时受到武定侯郭勋（他当时的职务是京师左军都督掌团营）的保护。
在嘉靖皇帝的步步紧逼之下，杨廷和知道已经到了鱼死网破的地步，他为自己当初立嘉靖为帝感到万分悔恨，他不得不使出了最后一招——主动提出辞职，他还心存幻想：我是三朝老臣，朝中大都是我的人，你朱厚熜又是我主张拥立的，再没良心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就来个非暴力不合作，你又不懂朝政，我离开了，看你怎么办!
然而杨廷和想错了，十八岁的嘉靖皇帝见到杨廷和的奏章，没有一丝惊诧，竟还笑着说：“既然您要走，那就不顺从您的心意，您是三朝老臣，朕厚礼相赠。”老谋深算的杨廷和惊呆了，几十年来，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如今竟然在朱厚熜这条小阴沟里翻了船，他没想到朱厚熜会过河拆桥，自己会算空了。
杨廷和辞职后，短短几个月他明显变得老多了，担任翰林修撰的儿子杨慎见原先气度雍容、举止有度、办事有条有理的父亲整天闷闷不乐，心里很是难过，他激愤地说：“父亲，儿决定要替孝宗皇帝讨个说法。”
杨廷和见儿子这么说，心里有点宽慰，但他也知道儿子杨慎这么做是在惹火烧身，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可为了能对得起死去的孝宗皇帝和武宗皇帝，他明知不可为，却宁肯叫儿子冒险去试一试。
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了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的一个早晨，三十六岁的杨慎如往常一样入宫后，他站在左顺门前，突然振臂高呼，喊着：“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礼部尚书金献民、礼部侍郎何孟春领着二百二十九名大臣（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史30人等）跟随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左顺门前放声大哭起来，一时间宫门口哭声震天，乱得一塌糊涂，他们哭喊着孝宗皇帝、武宗皇帝。
嘉靖大怒，派人将为首的几个大臣押入监狱，没想到这下让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骚动。嘉靖顿时起了杀心，他派出锦衣卫，将134人逮捕，86人待罪，官阶小点的遭到了廷杖，十多人被打死，还有几个被充军，左顺门前顿时血迹斑斑。嘉靖皇帝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
嘉靖皇帝旋即任命赞同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为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议定尊号。
九月，嘉靖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至此，左顺门事件以嘉靖皇帝的胜利，护礼派诸臣的失败告终。1528年，嘉靖终于如愿以偿地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庙，放在了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为皇太后。通过这件事，许多朝臣因为“议礼之争”，或丧命，或下狱，或遭贬，嘉靖皇帝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这场斗争表面上是礼仪之争，而实质是朝臣与嘉靖皇帝、朝臣各派系之间的激烈权力斗争。嘉靖借“议礼之争”，把前朝的权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
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当初，在议礼党争中，群臣见了张璁、桂萼二人的奏疏后，都指斥为邪说，疾之如仇，护法派群臣守候在朝门，争着要打张璁、桂萼二人。二人见众怒难犯，躲入武定侯郭勋家求援。武定侯郭勋将此事上奏给嘉靖皇帝，接着，嘉靖就下旨任命张璁、桂萼二人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在当时就是储相，这不合当时的礼制，此事遭到了礼部的抵制，结果，那些反对的官员都遭到了罢免和斥责。
然而，由于继任的内阁首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能参与经筵，不能参与皇帝实录的修纂，不能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
不到二年，张璁拜相了。因为在议礼斗争中立场一致，张璁、桂萼与郭勋结为一党。
张璁、桂萼在入朝之初势单力薄，汲汲可危，幸而得执掌京营兵权的郭勋的支持，才慢慢立足站稳。此时见郭勋窘迫，怎么会袖手旁观？
况且，现在因为李福达一案舆论汹汹，群臣激愤，两年前左顺门廷杖的压抑情绪蓄极积久，眼看就要爆发。如今，同一宗派命运相连，如果郭勋倒下，对张、桂等恨之入骨的群臣必乘胜横扫议礼诸臣，那将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局面？如今，郭勋到来求救，焉能不出力相助？况且张璁、桂萼二人现在在嘉靖皇帝面前说一不二。所以张璁、桂萼很愿意帮助郭勋。
三人反复商量，觉得只有一口咬定李福达之狱是一桩冤案，群臣是想借题发挥，他们表面是在打倒郭勋，而内里则是因为他们仍对嘉靖皇帝坚持给自己的生身父母上尊号不满，借郭勋一事发泄对嘉靖皇帝的怨气，是冲着嘉靖去的。总之，要将这把火烧到嘉靖皇帝身上去!只有这样，郭勋才可脱身。同时，嘉靖皇帝如果动了怒，还可借皇帝之手收拾那些对头。
计议已定，于是，张璁、桂萼秘密求见嘉靖说：“群臣内外勾结，是想借李福达一案指斥郭勋，其实另有用心，是妄想借此案打击当初支持给陛下的父亲加封号的少数几位大臣，是要翻案，而且要翻陛下您钦定的案。请陛下详察，不要受群臣欺哄。”
从三司会审到九卿重审
嘉靖皇帝一提到议礼，就非常敏感，这是他的一个生命情结。他的施政方针，他的个人爱憎，他对臣僚的升黜臧否，多与议礼相关。李福达之狱，他本也能听从有司和谏官的意见，依法处治，但一牵涉议礼案，就动了个人感情。嘉靖本来就因当年给父母加封号跟朝中大多数官员结了怨，平时总觉得臣下在背后议论他，说他的坏话。眼下看了桂萼、张璁的奏章，便觉得十分有理，而那些护礼派臣僚们的数十道奏章，显然缺乏深思熟虑，行文用词颇有怨气，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以事论事，明显带有个人意气。
于是，嘉靖让亲信太监去调查这些上奏章的护礼派大臣，结果查出上奏章的大臣中有一多半都在议礼之争中被他责令痛打。
于是，嘉靖便命人重新审讯张寅案。
桂、张二人趁机再一次上奏说群臣内外交结，想报复议礼派诸臣，于是，嘉靖马上认定护礼派官员们是挟私报复。嘉靖由犹疑而至愤怒，由冷静而至偏执，由维护国家的法律而转向维护议礼和自己的尊严。
嘉靖下命速速提取李福达到京审问。
从接到圣旨，山西官员就提取李福达案涉及的证人共30余人立刻动身，尽管再过几天就是新年，谁也不敢稍作停留，这个新年他们都是在路上过的。当这30余人被提到京师时，已经到了嘉靖六年的正月初六。
山西官员、李福达、相关证人刚入京，嘉靖帝就迫不及待地下旨，诏令此案由三法司于京畿道会审。“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司法机构。按照明朝的制度，刑部负责侦破审理案件，都察院负责都察官吏，大理寺则负责审核刑部所审案件。一般的案件，只需要刑部审理即可结案，遇到圣旨钦定的案件或者久审难结的疑案才交三法司会审。
遵照圣旨，三法司开始着手调查审理李福达案。
这时候的所谓再审，嘉靖的本意就是要翻案，以维护、保护议礼派的郭勋。但群臣并不明白嘉靖皇帝的意思。
刑部尚书颜颐寿、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等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在京畿道会审，经过三推六问，引证质对，与原来的审判结果并没有不同的供词，最终还是指证“张寅”就是李福达。李福达见证人语气坚决，证据确凿，一时哑口无言，只好低头认罪。
三法司会审的结论很快由刑部尚书颜颐寿奏报皇帝，确认李福达与张寅是一人，李福达罪迹昭著，依法应处磔刑。
嘉靖一听，还是原来的审判结论，非常生气，他每天在寻思着如何对付三法司的官员。
三天后，嘉靖下达谕旨，命九卿大臣在朝廷会审，而且要求不得“循情回护”。显然，皇帝对三法司会审的结果表示怀疑，或者根本不信任这一结果，才要求九卿大臣重新会审。
这次九卿鞫讯又称圆审，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寺九部门的一把手对案件进行会同审理，只有极少数的重大案件和疑案才会动用这一手段。
九部门接旨后自然不敢怠慢，更加认真仔细地查对了卷宗，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颜颐寿会同其他八部门开始在午门前审理李福达一案。
原山西巡抚毕昭曾审讯出李福达是被仇人所诬，当时毕昭提供的证人是戚广，这次把戚广找来，戚广说：“我根本就没出过庭，怎么会作证。”这说明，薛良并非诬告李福达。
毕昭当时说李福达身上并没有文有龙虎，颜颐寿早做过调查，在当时，去掉身上的文身非常容易，所以，毕昭提供的为李福达翻案的证据都不能成立。
这样，该案已没有任何疑点，颜颐寿就上奏嘉靖皇帝九卿审讯结果：“张寅”与“李福达”实为一人。
嘉靖帝却依然不相信，说颜颐寿等人无视律法，偏情回护。并对颜颐寿严厉斥责，并表示要亲自审理此案。
首辅杨一清对嘉靖皇帝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震惊，他急忙上疏劝阻，说审案是刑部等司法部门的职责，陛下贵为天子应把握全局，怎么能和臣下并列去审讯一介草蔻呢？
嘉靖这才作罢，称九卿“不从公分理”，而是“朋谋捏告，泛言奏饰”，就再令他们戴罪办案，并警告他们如有袒护偏信，必将“重治不饶”。
四月四日，九卿进行了第二次会审，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变化。颜颐寿想来思去想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想是否皇帝嫌判罚太重了。为了能顺利通过皇帝审查，他与其他审讯官员商量，减轻对李福达的判罚，由碟刑改为斩决。并取消了连坐李福达亲属的惩罚。
这个结果奏报皇帝后，嘉靖帝依然暴跳如雷，指出九卿官员朋比肆奸、袒护薛良，同时，又下旨让锦衣卫赶赴山西传原审官员、山西巡按御使马禄逮赴进京，就连山西巡抚江潮、已经致仕在家的毕昭也要进京配合调查。
此时，颜颐寿已经模模糊糊察觉到此案背后定有背景。但还是以尽职尽责的态度来解释，想凭自己的公正之心打动皇上。
同时，因李福达智慧过人，行踪不定，姓名多变，身世不详等特点，也有不少人怀疑张寅是否是李福达，纷纷上疏分析此案的疑点，表明对此案的态度。这些人提出的疑点大致有五个：
一、传闻李福达有朱砂痣、龙虎形，但张寅没有。
二、山西五台县一户户主为张子真的人家中，有张寅的名册，而张寅幼时走失，不知生死。
三、到崞县调查时，却发现了李福达的坟地。
四、原告薛良品行不端，在乡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个无赖，因此有诬告的可能。
五、通过对证人们调查询问，发现他们都是张寅的仇人，因此不排除有作伪证的可能。
然而，刑部主事唐枢却一一指出以上五点不能成立。他上疏嘉靖，力斥上述几点，并在书中条分缕析，言之凿凿，他的剖析贴合实情，深刻精辟，很有说服力。最后他认为李福达罪状甚明，拟死不枉。请求嘉靖皇帝立即将李福达明正典刑，以为圣世一大快。
没想到嘉靖帝被这一奏疏触到痛处，当即大发雷霆，严指切责唐枢轻率狂妄，出位奏扰，将他削职为民。
戴罪办案的颜颐寿越来越觉得此案不好处理，想来想去还是尽快与这个案子脱离关系好，他经过深思熟虑，不敢再坚持定罪之说，而是摘引审理过程中前后不同的情节和证词，称这个案件有许多疑点，应作为疑案，然后小心翼翼地上疏表示：此案经过十次审讯，均不能明辨是非，就此为止不能继续审讯。
嘉靖帝立即严厉责备了颜颐寿等三司审案大员。
颜颐寿不得不又进行几次审讯，并安排李福达与马禄对质，得出的结论依然与前几次一样。
刑部尚书颜颐寿见到了如此地步，便毅然上言，不仅说李福达谋反的罪证确凿，还提到他以神奸妖术蛊惑人心，表示自己纵然死也不敢姑息奸恶。
可嘉靖根本听不进去。颜颐寿所指的神奸妖术，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这显然是在讽刺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斥责颜颐寿朋奸肆诬，叫他戴罪重审。
颜颐寿再次会审，让马禄与李福达对质，结案仍与往常一般，再一次上奏嘉靖。
嘉靖仍然是不问青红皂白，严厉斥责。
七月十日，颜颐寿终于撑不住了，就假称有病，请求退休，却没被批准。
案件一次次审讯，一次次上奏，一次次被驳回。各个审讯官员都极尽其能地认真仔细、客观公正，却依然无法得到通过。案子已经无法下手，似乎陷于停滞，无法打开疆局。
八月三日，嘉靖帝撇开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又安排锦衣卫进行了一次审讯，结果却依然照旧，这让嘉靖大失所望。
一朝天子一朝臣——嘉靖帝借机收拾护礼派
“这帮专横固执的旧臣们，一直未把朕放在眼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嘉靖心中暗想。很快，嘉靖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事变革，下达了一份对原审讯官员的处理意见：因为原三法司官员不用心推究，辗转支调，朋比罔上，将颜颐寿及刑部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伈逮捕入狱，要求刑部用刑推究，追查他们是否串通徇私舞弊。原审问此案的刑部郎中、都察院御史、大理寺寺正等官，也都逮捕待罪。中央政府掌刑法的三个主要部门的首脑都因审案入狱，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此外，对山西巡抚马禄逮捕入狱后，还查抄了他的家产。其他涉嫌舞弊、情节较轻的官员，则等候谕旨发落。同时，桂萼、张璁、方献夫分别被安排掌管三法司, 这三个人均是在大礼仪中支持嘉靖帝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卿桂萼被封为刑部尚书（三法司之一刑部的长官，掌管全国司法和刑狱的大臣，正二品），兵部右侍郎张璁掌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任大理寺卿（全国三大法司之一大理寺长官，正三品，掌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这样，桂萼摄刑部，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三人主掌的新一届三法司开始运行,主持重新审理李福达一案。
当审案大权完全落入议礼派诸臣的掌握中时，接下来的审讯自然不同于之前的审讯。
桂萼、张璁、方献夫等人很清楚嘉靖要干什么，而嘉靖的目的也正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从验证张寅、李福达是否是同一个人这个核心问题，而是从原审案诸官员对于郭勋等议礼派诸臣的态度入手进行调查。
他们很快搜查出了马禄的秘密书信，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议礼诸臣的秘密书信相继被被发现。
“哈哈，现在，你们的小辫子攥在了爷的手中，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们！”通过调查，桂萼、张璁、方献夫上疏给嘉靖的调查结果是：原审讯官员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彻查此案，并非是出于对圣上的维护和对律法的尊重，也不是出于职业操守，而是因为仇恨郭勋，欲借此案报复郭勋等议礼派，同时表达对嘉靖皇帝的不满。
“很好！这样，才审到了要害处，真是不负朕托啊！”嘉靖对于这个调查结果很是满意，同意桂萼的处理意见，并下旨：“先前的审讯官员朋谋害人，每兴大狱，着刑部立即一一捉拿归案，押解到京，一并审理，务必使他们招供！”
张璁、佳萼二人令锦衣卫镇抚司严审刑部、都察院及大理寺原问此案者。可怜这些司法大吏，由堂上之尊变为阶下之囚，备受五刑之毒，在杖棍下扭动惨号，闻者无不侧然。
“你们这两个善于投机钻营的小人！没想到今日落在你们手中。”刑部尚书颜颐寿向来鄙夷张璁、桂萼，忍不住破口大骂。
“来呀，将犯官给我拶起来！”二人命将这位刑部尚书的十指拶起来，颜颐寿直痛得撕心裂肺。
最后颜颐寿实在忍不住了，只得叩头求饶，大叫：“爷饶我!”当时京师流传“十可笑”之谣，其中之一便是：“某可笑，侍郎拶得尚书叫。”侍郎指的正是桂萼和张璁。桂萼原为礼部右侍卿，张璁原为兵部右侍郎。
张璁、佳萼二人原来受收护礼派的气，差一点儿被捕杀，二人久积郁愤，毫不手软。二人奉旨会审，廷讯时，绝不问真假李福达之事，单单诘责马禄徇情枉法、屈害无辜。
“二位大人，你们所言根本没有。我马禄忠正守法，决不会干出这样的勾当。”马禄极口分辩，二人只装做听不见，喝教用刑。顿时将马禄五毒加身，直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死去活来。
“我招！我招！我确实是挟私报复。”马禄看明白了，如果再不屈招，只能是白吃苦。
张璁、桂萼这才不再用刑，然后又将薛良定为诬告的罪首。在张、桂等人夜以继日的审讯下，案情逐渐“真相”大白。张寅并非李福达，纯属被刁民薛良诬告。马禄等人与郭勋有旧仇，不过想借此案挟私报复。
“哈哈，你这回死定了！”张璁、桂萼二人审出些口供后，非常得意。张璁随即写了一道长长的奏疏，在这份奏疏中，他用大量篇幅论证之前的审讯官循私枉法，为弹劾郭勋弄虚作假，严刑逼供。奏疏的结论是：张寅与李福达两人根本没有关系，张寅是山西徐沟县人，历史清白；而李福达则是邪教教主，是谋逆分子。所以郭勋与张寅交往没有什么不合法之处。
“同意所奏，释放李福达，薛良抵死。巡按马禄及台谏诸臣，都交给锦衣卫廷杖一百，并安排有司依律对涉案人员分别定罪！”嘉靖下旨。
廷杖制度，是会要人性命的。除了明朝，其他朝代都没有，代表了明朝皇帝极端的专制和残忍。明朝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臣子屈死在廷杖之下。廷杖是摧残官员尊严和肉体的双重酷刑。凡是有官员犯罪的，都会送交锦衣卫严刑拷打讯问。锦衣卫对付那些犯罪的官员有一套惯例的刑罚。第一步：拶五十。拶是一种酷刑，使用木棍或类似物体夹犯人的手指或脚趾，通常在木棍中穿洞并用线连之，将受刑人的手、足放入棍中间，在两边用力收紧绳子。拶刑多用于女犯人，很容易导致双手残废。因古代女子缠足，故而很少对女性双足施用拶刑。第二步上夹棍五十。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使足流血洒地。最后再杖三十。杖是中国古代用大竹板或大荆条拷打犯人脊背臀腿的刑罚。明代杖刑杖以大荆条做成，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三分二，小头径二分二。犯徒刑、流刑罪皆以杖作为附加刑。以上是是锦衣卫拷打官员的规矩，有不少官员因为受刑不过当场就被打死。如果是奉旨廷杖，会特别派遣宫中的太监监视。其他大小官员，都要穿着朱衣陪列于午门外西墀下。左边坐着宫中的太监，右边坐着锦衣卫，各三十名。下面有执刑的旗校一百人，都穿着襞衣，手执木棍，齐齐排列。当内侍宣读圣旨完毕，一个人手持麻布兜，从犯人肩脊套下，直至腰边，连两手捆好，左右不得转动，一个人捆好犯官的两脚，四面牵住，只露出两个屁股受杖，受刑时头面触地，尘埃满口，连喊也喊不出的。打一下，上面高喝一声重打，打完一百，杖一定会打折几次。众官侧目屏息，气象森严，俨如阎罗殿前一般。行杖旗校，练就一副手段，打得两腿肿如瓮，里面血肉糜烂；外面皮肤，却不破皮。医治的方法：用刀割开外皮，剜尽里面的烂肉，要取活羊一只，割他腿肉填补空牡，使他血肉相连，长成一片，然后才可以行动。所以明朝时有“羊毛屁股老先生”的说法。
当时，受刑最惨的还数马禄。他最早为李福达案定案，最先对郭勋提出弹劾，因而成了翻案要打倒的核心人物。
九月，马禄已经受过酷刑，现在又受到锦衣卫的廷杖，可谓受尽折磨。在马禄入狱时，大学士贾咏曾致信慰问：“你受冤了，将来，一定会有昭雪之日！”
结果，贾咏的书信被锦衣卫镇抚司上奏给嘉靖，嘉靖严责贾咏，叫他提前退休，辞职归家。
而给马禄写信表示同情和慰勉的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大理寺丞汪渊、御史张英等，都一一被锦衣卫逮捕入狱，受尽拷打之苦。
太仆寺卿（太仆寺长官，简称“太仆”，负责皇帝的车马等相关事宜）汪玄锡私下里对光禄少卿（光禄寺副长官，负责宫殿门户，皇室膳食、帐幕器物）余才说了一些不满的话，立即被人告发到张璁等人那里，张璁又上奏到嘉靖那里，汪玄锡也被逮入狱中，吃尽苦头。
桂萼关于其他人的处置是：以李璋为首的五名官员永远监禁；以刘琦为首的七名官员发往沪境充军；以聂贤为首的十一名官员削职为民；以颜颐寿为首的十七名官员革职闲住，地方官员革职闲住的又有五人。薛良以诬告罪处死，众证人以伪证罪充军，马禄流放，张寅无罪释放，官复原职，仍为山西太原卫指挥使，他的儿子们仍然担任匠役。
“爱卿的处置结果基本妥当，只是对马禄的处置判得过轻，朕觉得应该处以死罪！”嘉靖看了奏折后言道。
桂萼心中暗想，如果将马禄处死，恐怕显得自己过于残忍，不如替他说几句话，反正他也反不了身了。于是就替马禄申辩说：“臣等认为，张寅虽受牢狱之苦但终未丧命，如果杀死马禄，用命来抵罪，恐怕天下人心不服，也不合一命偿一命的古训。臣等请将马禄流放到云贵一带人烟稀少之处，永远不准离开当地，任他和他们的子孙自生自灭。”
“臣也赞同刑部桂大人的意见。”大学士杨一清也多次劝解。最后，嘉靖皇帝才算照准。马禄这才被免去死罪戍边，充军南丹卫（今广西西北南丹县，历史上的“兵家喉地”，桂、黔、川交通的重要枢纽。洪武七年(1374年)七月，并延州、鸾州、福州、永州为南丹州，属庆远府。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废南丹州设南丹卫，正统十年(1445年)恢复南丹州，南丹卫仍作为军事机构保留。）。
这样，李福达一案，三法司及其他各部，总共约有五十余名重臣获罪遭罚，死于廷杖和狱中的有十余人，监督官吏、讽谏君主的台谏官员全部获罪。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副长官）徐文华、颐伈因为 曾经反对过议礼，也被加罪戍边。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张璁、桂萼还担心朝野人心不服，日后有变，为使被处理的诸臣永世不得翻身，为使天下的百姓信服他们的审判结果，张璁请求将前后所奉诏渝及狱词汇编为一书，颁示天下。不久后张璁即辑刻成两卷本的《钦明大狱录》，嘉靖命当即批准，颁行天下。在嘉靖看来，这是一部朝廷体恤民意的平反冤狱的功德簿。
嘉靖在文华殿召见张璁、桂萼、方献夫三人：“卿等平反有功，都赐二品服色，金带银币，并安排吏部封给你们三代浩命，以示慰勉。”
李福达案引发的官场大振荡，历时一年多，终告结束。朝中其他官员大都认为获罪的官员们冤枉。
“臣等希望重新审理李福达一案！以安民心。”过了两三个月，吴彦、张禄忍不住上疏嘉靖，却当即被嘉靖传旨处罚。接下来，这一年通过京察和互纠又罢黜科道十三人，吓得从朝廷上的朝臣到地方上的地方官，再无一人敢出头上奏为遭难的护礼派官员们喊冤叫屈，甚至没有人敢再提起李福达一案。
这一年，杨廷和等护礼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嘉靖的朝局人事焕然一新。嘉靖觉得自己的皇位更加稳固了。否则，他觉得自己随时有被那些护礼派官员联合拉下马的危险。
李福达一案本是一个牵涉谋反的地方小案，最后竟然震撼朝廷，反复会审，以致于三法司刑部、部察院、大理寺长官因此入狱，九卿也都被换了一遍，不可谓影响不大；而五十多名官员因此入狱，十余人被折磨死，不可谓不酷。说到底，还是嘉靖皇帝借机打击前朝旧臣，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通过议礼派官员之手，借李福达一案，报复护法派官员，是议大礼后君臣斗争、朝臣党争派斗的延续。
郭勋与术土李福达结交，并为他开脱罪名，固然不合当时的法制。但李福达早年利用白莲教企图叛乱，郭勋既没有参与，也不可能不知情。而那些护法派官员却借李福达案弹劾郭勋，要给他加上连坐的重罪，也实属太过分了。就李福达一狱来讲，马禄站在皇家的立场上，其审理和定案都是慎重的，然而，李福达最终在郭勋、嘉靖等议礼君臣的干预开脱下逃脱了法网，偶然中也是必然的。
直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桂萼病死，张璁退休，原左都御史聂贤等人才被重新召回朝廷起用。
到了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为皇后生了儿子，嘉靖皇帝龙心大悦，下令大赦天下，于是当年那些因被牵进李福达之案而被监禁、罢官的官员们纷纷获释或重加任命，只有马禄仍然得不到赦免。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岁末，四川境内捕获了一名江洋大盗，名叫蔡伯贯。蔡伯贯自称曾学妖术于山西人李同，李同的父亲即是李大礼，而李大礼的父亲则是李福达。蔡伯贯供称，他向李同学习白莲教的法术，与李同关系甚为亲密。李同曾亲口讲给他当年李福达入狱险些丧命的事。李同说当时他爷爷咬牙不承认自己是李福达，又通过李大仁、李大义，李大礼求救于郭勋，最后竟得翻案，并将审判官马禄判了罪。但嘉靖朝并没有人敢为马禄翻案。
隆庆元年（1567年），新皇帝明穆宗朱载垕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为前朝臣子平冤，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御史庞尚鹏借机将蔡伯贯的供状上奏，马禄才得以回归家乡，此时距李福达案发那年已经有四十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