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伯格是通过控制自我和他身处的各种情形来逐步建立自己的事业和声名的。尽管儿子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他还是不想放弃控制权。由于他的声名，他有资格施加影响和掌管局面，即使在警方正在进行侦查时也是如此。舒瓦茨科普夫极度崇拜这位飞行英雄，因此基本上只好围着他转。

在请教了布雷肯里奇之后，林德伯格认为让孩子安全返回的最佳办法是按照绑架犯的要求去做。但是这并不容易。在绑架发生之后的头几天中，霍普维尔收到了成千上万的邮件。三个州立警察局全天工作，不停地分拣这些信件，以图寻找线索。

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在那段大萧条期间，绑架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刑事犯罪。某些大城市竟然出现了一些绑架集团。只是在两年前，也就是1930年，光芝加哥市就收到了四百起绑架案报案。查理·林德伯格失踪之后的那天，俄亥俄州奈尔斯市就有一个男孩被绑架了。那年3月，十六个绑架犯被判有罪，并被投入监牢。实际上，安妮的妹妹1929年差点就被绑架了。

在等待绑架犯消息的过程中，几种行动方案渐渐成型。林德伯格认为罪犯是职业罪犯，因为现场没有留下什么指纹，而且很了解林德伯格家，也了解宝宝的房间。他怀疑有某个犯罪团伙卷入其中，于是想和黑社会接触一下，看看能不能和他们达成什么交易。

由于绑架犯很明显熟悉林德伯格家的房子，并且也熟悉婴儿房的具体位置，还做了一把木梯，且要求的赎金也不是很高，因此诺尔曼·舒瓦茨科普夫认为他是当地人，而不是什么职业罪犯。

舒瓦茨科普夫的得力警探、中尉阿瑟·T·基顿希望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绑架可能是内部人士所为，是某个家务仆人干的，因为在周末之后罪犯立即就知道，由于宝宝生病了，林德伯格一家人不会返回马洛的庄园，而他们平时的习惯是度完周末就回到马洛庄园的。此前他们没有在哪个星期二呆在霍普维尔过夜。

查尔斯和安妮对家里的仆人绝对相信，并且这种信任从未动摇过。

就像四十年前的丽兹·伯登案件一样，由于林德伯格在对查理被绑架的反应上几乎过分克制，因此不少人对他表示怀疑。他是如此的无动于衷，据称，这要么是因为他并不在正常意义上真正爱他的儿子，要么是因为他可能与这宗绑架案有关。于是流言四起，说这个小男孩有某种缺陷，要么是在精神上，要么是在身体上，而一向追求完美的上校是无法忍受这一点的。

我提出这一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驳它。首先，几乎没有稍微可信的证据表明这个孩子有什么不正常。更为重要的是，我看过许多处在极端悲伤中的父母，知道父母对此种恐怖事件的反应是非常个人化的。某些人泪如泉涌，其他人则镇静非凡。大部分父母则居于二者之间。但是没有所谓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反应。面对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糟糕事情的人，都是以自己不由自主的方式来作出反应的。

有一次在电视节目《美国最大通缉犯》上，我和主持人约翰·沃尔什正巧谈到过这个问题，因为这和一个他们当时正在播放的案件相关。沃尔什职业就是罪犯追击者，并且他亲身经历年轻的儿子亚当被残酷谋杀的巨大痛苦。他当时就简洁明了地说道：“谁有资格说一个人应当对此种事情作出何种反应呢？”

在丽兹·伯登案中，丽兹的超然反映出一个算计精明的女谋杀犯的心理。而在查尔斯·林德伯格案中，林德伯格的超然则反映出一个曾经不断面对死亡但是却完好无损地超越了死亡的男士的坚强个性。因此每种反应都意味着某种不同的东西。如果表面行为极容易解释的话，那么几乎不要什么训练，任何人都能成为犯罪侧写师。

安妮全力以赴来应对这一事件，她极度依赖她母亲的精神支持，并将她内心的恐惧记录在日记之中。她父亲，杜威特，总是她的力量之源，但他在前一年10月31日死于脑出血。安妮周围的人担心，这种压力和无数不眠之夜会影响她腹中的胎儿。为了做一点有建设性的事情，安妮写下了宝宝的日常食谱，并且将之交给了媒体。第二天宝宝的食谱几乎出现在美国的每一份报纸上。安妮和查尔斯还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们愿意和绑架犯私下接触，或者和绑架犯指派的任何中间人接触。他们说他们绝对会保守秘密，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找回他们的儿子。他们不会“试图伤害和宝宝安全返回有牵扯的任何人”。

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威廉·A·史蒂文斯发表了一份个人声明，强调林德伯格夫妇的痛苦，以及他们想找回儿子的强烈愿望；但同时强调绑架犯不可能得到任何豁免。

3月2日，他们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宝宝很安全。请等候消息。按我们说的去做。”没有红圈也没有蓝圈，上面的笔迹和婴儿房中发现的那个纸条上的笔迹不一样，但是警方显然认真严肃地对待它了。然而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十七岁男孩写的，他只是希望看看他写的东西会不会出现在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