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作为犯罪侧写师，我们要问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两个谋杀案之间是否有关联呢？最初的印象可能会是，是的，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但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行为证据。

两场谋杀发生地之间的距离步行只需十二分钟，两场谋杀之间相隔也不过二十到三十分钟。两个案件中的被害人状况很相似。那么，两个色情杀人狂在同一区域内、在同一时间段内、以相同的作案手法作案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侦探们经常拿这样的问题问我。而如果后来我要到法庭做证的话，我也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我只有指出它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的行为模式，但不能将不同的案件联系起来。

1993年小克力奥菲斯·普林斯被指控在圣地亚哥谋杀了六名妇女的审判中，我们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感觉普林斯极度危险，而如果控方能够证明六个谋杀案都是他干的，而不只是只干了其中一个有确凿的DNA证据支持的谋杀案的话，那么根据加利福尼亚法律，这就是一种“特别情节”，这样整个案件就会成为一个死刑案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普林斯就再也没有机会跑到大街上杀害更多的无辜者了。通过证明被害人的相似性、作案手法、作案特征、作案工具及地点存在类似性，我们向陪审团证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但是行为特征却完全相同的凶手在同一时间段、在圣地亚哥的同一地区内作案，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白教堂双重谋杀案的情况也是如此吗？两个色情杀人狂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段内作案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首先要考虑几个问题。

首先，斯特莱德的喉咙被切开了，脸上和脖子上都有很严重的瘀伤，但是她的肢体没有遭受尼科尔斯、查普曼和艾多思那样的毁损。套用我们在匡迪格市的联邦调查局研究院使用的术语，作案手法是一样的，但是作案特征看起来却不相同。作案手法和作案特征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两个最重要的术语。它们都被用来分析罪犯行为并被用来追踪无名罪犯。但是它们是一项犯罪的两个不同方面。作案手法指的是罪犯用以作案的技巧，而作案特征指的是作案时不是必须做的行为，但是罪犯却不由自主地做了，以满足其在心理上的某种需要。如果一个银行抢劫犯用袋子将监视摄像机的镜头蒙住，这就是一种作案手法。而他如果感觉有必要在摄像机前脱光衣服，然后再跳一段裸舞的话，那么这就是他的作案特征了。这对他犯下相关罪行没有什么帮助，实际上，这还对他有害，但是他必须这样做，使得相关罪行能让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让我们再来看看有关这两个方面的更为现实的例子，这在白教堂连环谋杀案中是现成的。杀人犯闪电攻击安妮·查普曼，因为他认为他首先必须这样做，使她失去反抗，才能够从事相关罪行。但是当谋杀已经完成，被害人已死之后，他需要毁损她的肢体。这就是我们所称的作案特征。谋杀不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不是为了实现抢劫或表达某种政治宣言。罪犯之所以谋杀，是因为这可以让他切开被害人的身体，以满足他在性心理上的需要。

好，那么，有没有什么合理的因素，能解释斯特莱德和此前的其他三个被害人之间的不同呢？当然有。这就涉及路易斯·迪姆舒茨了。无名凶手在杀死莉茨·斯特莱德之后之所以不毁损其身体，是因为迪姆舒茨突然出现，使他必须在一切完成之前就逃走。但是，他的杀戮欲还未得到满足，因此他必须找另外一个妇女，一个脆弱的妓女，并毁损她的身体。这次，他在凯特·艾多思身上得逞了。实际上，或许他的时间是如此充裕，他写了一句含义模糊的句子在格尔思顿的墙上，让那些追捕他的人看到，并费尽心思去猜测它的意思。

到此为止，此种分析还算得上很好的刑事犯罪分析。但是我们碰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可能比作案特征上的差异严重得多的因素。对伊丽莎白·斯特莱德的解剖检验清楚地表明，她是被一把短刀杀死的，而不是用来杀死尼科尔斯和查普曼的长刀。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杀人犯可能不止有一把刀，特别是如果他是屠夫或者皮革商人的话。但是从犯罪分析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凯瑟琳·艾多思也是被一把长刀杀死的。

如果当晚杀死第二个被害人的也是一把短刀，不论杀死第一个被害人的是不是一把短刀，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困难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无名罪犯可能想改变作案手法而改用了短刀，或者害怕在杀了第一个人之后，人们可能通过判断是长刀杀死她的，从而根据这一点来追踪他，因此他就改用了短刀。但是，实际情况是，罪犯是在晚上迟一点点之后用长刀把艾多思杀死了，这让我们马上想起尼科尔斯和查普曼，但是却并不一定是斯特莱德案件。

这是否意味着当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杀人犯呢？可能。实际上，许多开膛手案研究专家都认为确实如此。

或许这是一种模仿的结果。但是时间和地点却如此相近，这怎么解释？在模仿者作案之后不到半个小时，被模仿的对象就在附近作案，这难道不是一种很难得的巧合吗？在犯罪活动中，此种巧合确实会发生，但是我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考虑到被害人状态、作案手法和地点，我会建议都市警察局和伦敦市警察局将斯特莱德谋杀案和其他三个（或许是四个）谋杀案结合在一起考虑。

但是，罪犯用短刀杀死斯特莱德，这应当如何从行为上作出解释呢？我不知道。这是不合情理的。难道是无名罪犯突发奇想，带了两把刀在身边，当他杀了伊丽莎白·斯特莱德之后，觉得短刀不那么好用，于是就改用了长刀？或许吧。这没有精确答案。人们，包括罪犯，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有意识的理由，而在分析中要考虑这样的因素，是很困难的。根据我的经验，每个大案要案都有各种证据裂痕。如果你是一个行为分析专家或者侦探，那么你一定会慢慢习惯此种模糊不清的状况的。你可能不喜欢这种状况，但是你必须学会忍受它。